求一篇影评！！！！！！！！！！！！！

　　无疑，这是一部在伊朗肯定是要被列为“禁中之禁”的大禁片。

　　在伊朗它是被称为“反伊朗”的，其实与其说它是“反伊朗”的，更确切的说，它应该是“反伊朗宗教专政制度”的。它像一把尖刀，直接颇开了伊朗这个神秘的文明古国，直白的将这个宗教国家的伊斯兰专政政权对伊朗人民的迫害和打压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也难怪该片在上映之初，伊朗政府就如临大敌。电影在多的戛纳电影节上获得最高荣誉评委会大奖之后，伊朗本土却公开谴责该片，有关人士Mehdi Halhor在接受伊朗半官方新闻机构Fars时，评价这部电影是“一部没有真实描写伊斯兰革命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的影片，”这位伊朗电影机构的负责人对于影片能够获奖丝毫没有感到意外，认为“西方电影中敌对伊斯兰教就是始于法国，因而这部“反伊朗”的影片《我在伊朗长大》才得以制作和在戛纳电影节上得到大力推崇。”他还把这次获奖形容为“一种反传统的、不合时宜的行为”。

　　影片自从戛纳斩获大奖以来，一直受到伊朗官方的谴责。在即将举行的泰国曼谷电影节上，影片原定于2007年7月19日作为第一部影片在开幕式放映的。赞助此次电影节活动的泰国旅游局官员Chattan Kunjara na Ayudhya因为这部电影被邀与伊朗大使会晤，宣称“双方达成一致共识认为这部电影如果不放映的话，对泰伊两国都有好处。”但是他并没有指出取消放映该片能为泰国带来怎样的好处，只是提到“在艺术方面这是一部优秀的影片，但是我们还必须考虑到其他方面的因素和有可能产生的影响。”电影节主要负责人Kiriangsak Silakong对审查机构的这种做法感到十分遗憾，在接受泰国曼谷的《国家报》时认为“泰国观众无法看到这部电影，真的很糟糕。”而英国路透社还援引了他更进一步的评论“泰国已经在伊朗施加的压力之下屈服……”

　　无疑，这是一部让“伊朗政府”一度“心惊胆颤”，且对“其恨之入骨”的电影。为何一部动画片能让一个国家的政权如此坐如针毡？

　　电影描述一个具有“西方自由解放思想”的新时代伊朗女性从9岁到24岁的奔波生活。

　　电影是幽默的，电影中笑料百出，小女孩的古灵精怪，总是让人忍俊不禁。而电影中那些80年代的流行音乐又是让人那么回味。特别是女主角失恋后，准备重新振作，高唱那首《洛奇》的主题曲《Eye of the Tiger》，更是经典的画面。

　　电影又是严肃且压抑的，在让观众在了解这个女性的故事的同时，又向我们展现了她生活的大背景——现今仍然存活在“伊斯兰宗教专政”下的伊朗。从1979年，她9岁时，人们还期盼着“伊斯兰革命”推翻了君主制的“巴勒维王朝”后，能得到自由民主，到伊斯兰基本教义派掌握政权，人民希望的破灭，女性被迫戴上面纱，数以万计的人被投进监狱。从1988年，她18岁，两伊战争结束，她回到伊朗，重回那个拥有“茉莉花香”的外婆的家乡，到她24岁，迫于不适应社会的压迫而再次离开家乡，飞赴法国寻找生活的希望。电影在幽默搞笑的同时，又无时无刻的向我们描述一个性格直爽，思想新潮的女性在伊朗这个男尊女卑的社会下，生活的无奈和压抑。电影中，我们能看到对封建君主制的“巴勒维王朝”的讽刺，更能看到对至今仍然统治伊朗的“伊斯兰宗教专制制度”的批判。除外，从电影中西方国家向出于“两伊战争”的伊朗和伊拉克都贩卖武器 和 女主角在欧洲时，西方人对伊朗人的鄙视和认为伊朗只是“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恐怖主义、宗教狂热的妖魔色彩”的国家的刻板印象。我们也可以看出电影对西方社会的批判。

　　加上电影极富个性创意的黑白简明画风，更是让电影对观众充满了吸引力。而黑白的画风，其实更能恰如其分的衬托出女主角压抑的生活状态。

　　本片的影像风格，令俺想起小时候看过的连环画。当然不是所有的连环画都是这种风格，但至少有一类，就是这种画风。

　　那时候不懂得啥“表现主义”之类的东东，现在也不懂，也不觉得《我在伊朗长大》（Persepolis）的画风就是表现主义了。本片画面的线条虽然具有部分抽象性，但还是比较自然的形体轮廓，未必是每一根线条、每一坨色彩（这里只有黑与白）、每一个形体都用来表现情绪与感觉，其背景及整体构图，也没有太强的表达心理状态的作用，至少个人觉得没有突出到足以扣上“表现主义”帽子的程度。

　　事实上，在看开始几分钟的时候，本片甚至让俺想起的是《樱桃小丸子》。小女孩顽皮捣蛋、猛追法西斯帮凶小崽子等场景，让俺想起古灵精怪、经常自我臭美的小丸子同志。当然，《伊朗》中的小女孩没小丸子那么单纯，从而也就没有小丸子那么庸俗的幸福，一切都因为小女孩生活的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伊朗。

　　影片对那个时代伊朗“和谐”一面的描绘，简直是浓墨重彩。从小女孩的角度讲述这些“很好很强大”的故事，从故事本身的角度来说，固然是蛮不错的，也有那么一两丝感人的情绪。但如果要纵向地比较，说这样的内容、这样的表现方式有多么了不起、以至于必须获个啥奖，俺就觉得不至于了。

　　对俺来说，这部分表现得太直接了，司马昭之心太明显了，反而降低了冲击力。当然，爱看故事的，喜欢在故事里多愁善感一下的，看看这些还是会很有感触的。也许从小和谐到大的小可，已经变得铁石心肠了么？悲哀。

　　让俺感到惊讶的是，影片到中段突然笔锋一转，从“以小女孩的眼睛看世界”，变成以“世界的眼睛看小女孩”了。影片关注的对象，也似乎一下子从那个和谐的国家、民族与社会，聚焦到作为个体的主人公身上。单单这么描述，似乎转折会很生硬。其实不然，影片在这里制造了个虚假的预期，它让观众以为主人公出国之后，还会继续关注国内大的事态，但没想到却盯住女孩自己的人生不放了。

　　另外一个惊喜，是从和谐社会出来的主人公，显然比俺当年开放多了，听的是“铁娘子”（Iron Maiden），穿的是“Punk is not Dead”，玩的还是一夜情，而且对象是GAY，这就很超级行为艺术了。主人公的青年时期的诸多反叛与磨难，显得“成长”的这个主题很突出，但未免太突出了点，搞得人拿“女性主义”的标签到处贴。

　　“女性主义”不是不好，但是搞来搞去没点新花样就有些腻歪。剥除动画的外衣，以真人演绎这点题材和内容的话，欧洲先锋同学们难道不觉得炒了很多隔夜饭么？即使就这件相对于皮克斯动画来说很另类的动画外衣而言，也未必有多了不起，各种影像技巧无一不是很家常。
　　经历，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也许有一天你会回头发现，原来你站在见证历史的舞台上，即使充当灯光下的配角都是值得的。
　　一直无法理解，中东地区那样严密的宗教管制如何能够让人民信服，如何让人民有生活在自己国土的优越感。这是不属于自己的世界。于是，在广州小北看到那么多来自中东的女人在火热的夏天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很是心疼，不都离开那个严密的国度了吗？为什么还要和自己过不去！朋友在巴基斯坦过得不算好，生活太平淡，甚至想给我买条美丽的裙子都找不到一个女人做参谋！这样的国家在阿巴斯的手下变得更让人敬而远之，于是，我们再以轻松的眼光来审视，让《我在伊朗长大》中的玛赞来讲述她的故事——
　　从他们长达8年的战争中，我看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影子，经过了改革开放，迈过了一层层的经济发展，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受伤的人们才走出了它的阴霾。这是没有经历过的人无法理解的心绪，所以说，经历真的是美妙，它承载了太多的喜怒哀乐，然而，它又催促着人在生活中成长。
　　玛赞说，她在奥地利是外国人，回到了伊朗，她还是外国人。她的人生变得毫无意义，她总是在逃避自己的国家。我忽然有些理解那些海外游子，他们何尝不是饱尝着这样的心酸在生活着，即使他们拥有别人羡慕的一切，而他们却在羡慕别人！玛赞很有勇气，很突破地和宗教老师顶嘴，在学校的大会上为了女性的公平和学校叫嚣，然而，她在伊朗太渺小，这个被宗教包装得失去本真的国家，不会给她任何机会平反。我可以想象在伊朗还有很多像玛赞一样内心挣扎着生活的女孩子，她们不甘于埋没在头巾里，她们不愿意将青春隐藏得密密实实，甚至没有和男友牵手的自由！
　　玛赞为了逃避战争离开了德黑兰，战争没有将她打败，却被一场恋爱打败。她回到德黑兰，战争结束了，一切归于假象中的平静，假到甚至没有人活得真实！玛赞希望真实地活着，却发现这个国度的宗教意识已经渗透到了整个国家的政治中，于是，一切变得比战争前还要糟糕，母亲还是将玛赞送到了国外，因为玛赞对自由的追求让她在德黑兰举步维艰。仿佛玛赞像个被社会遗弃的孤儿，她的亲人深深地爱着她，却无力保护她，他们以为只能将她送离伊朗才能换来这个孩子的幸福，他们却不知道，这个孩子更需要的是抓住爱的实在感，她已经飘泊了太久了，她的心轻得可以随时被风吹走，然而，她却不得不一直飘下去！有一天，玛赞会死去，死的时候会很轻很轻，然后被风吹走，像羽毛一样一直飘荡……
　　这一切都关于她的经历，她的经历让她没有安全感，让她变得虚空！这是一个国家造就的悲哀。
　　我在广州的第一处住所是猎德，听说猎德是追求完美的道德的意思。在与猎德亲密接触的短暂的时间里，我经历了它拆迁的过程，这是个巨大的工程，因为它的陈旧和它周围集中的高档CBD不合，于是出于经济社会的原型，它被淘汰来适从这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城市画报》对猎德进行了全面的挖掘，直到今天我才知道，原来，我曾经生活过的地方有它美好的点滴，而我当初看到的只是每天都必须面对的各类民工不安好心的眼光，这一切让我心有余悸。讽刺的是，我居然是那些将猎德推倒，还在一旁幸灾乐祸的高级CBD们的同党，我的工作就是在最高档的CBD中炫耀我们的成就。虽然，现在我离开了那里，但是我真切地感受到——我是帮凶，将猎德一步步推向了毁灭！
　　我一直认为广州是文化氛围浓厚的地方，但是你必须戴上眼镜慢慢搜寻。循着《城市画报》的脚步到了广州，虽然现在已经离开了，我却对广州有了某种自私的情结。在广州短暂停留的四个月里，我却在猎德、冼村和车陂留下了深深的足迹，我不爱这些地方，我以为那里都住着为了生活奔波劳碌，没有任何精神生活的打工仔们。原来，我忽略了我生活中的美，我真的没有仔细去研究过这些地方，在《城市画报》上看到昔日猎德的身影，那些熟悉的画面如泉涌般蔓延，我们曾经在楼顶聊天，面临停电的大热天我们畅快地吼着《死了都要爱》……曾经Ben送我回冼村时，对它充满了鄙视，我也同样忽视了它存在的意义。满布的祠堂在向我展示着它的历史，也许有一天这里的历史也会被社会发展的脚步铲平。在车陂的生活很惬意，因为那是辞职后的庸庸碌碌，我不知道我住的那栋楼里有没有一位诗人，或者某个画家正在为了他们的梦想奋斗，现在才知道我错过了和才华相遇的机会！
　　终于，在今天，我深刻地意识到经历的含义多么巨大。我居然成为了见证猎德拆迁的其中一位外来者，这绝对是我的荣幸。至少在面对那些熟悉的画面时，我的心中翻滚着回忆的酸楚。经历，它可以改变一切——它将玛赞推向了一生飘零的命运，却教会了我珍惜现在的幸福！感谢神，我知道你为什么将我引导到了东莞，我在这里真的开始享受专门性了！

影评，如果是老师留下的作业，那么写的太那个也不好，下面这个是我找来的影评，很适合给老师交代用！！

《我在伊朗长大》夹杂着独特的失落与伤感，它反映出被西化以及世俗化的伊朗知识分子对现实社会微妙的失望和孤独感。导演文森特·帕兰德和玛嘉·莎塔琵用黑白动漫勾勒出一个令人浮想联翩的世界，他们既保持了人物描述的单纯和简洁，又让影像在沉重忧郁中透出难得的幽默和温情，战争、死亡、政治迫害、离别伤痛等等，被一种舒缓绵长的曼妙深情消解，重构的历史和想入非非的个人生活终究化作挥之不去的永久乡愁。影片画面富满伊斯兰特质，导演利用花卉、蔟叶、人体轮廓或者独特的几何图形，构建起一种直线、角线或曲线交错的、有别于主流动漫风格的画风。音乐上主要采用类似伊斯兰乐曲的单音音乐，以单线进行的旋律为主，辅以必要的修饰，独特的弦乐器演奏，配合钢琴、横笛缓缓展开，透过其间，一个去国怀乡者满怀深情的哀愁和咏叹跃然纸上。
影片取材自导演之一，玛嘉·莎塔琵同名自传性漫画。作为一个漂泊异乡的伊朗知识分子，同时作为一个目睹自1979年以来伊朗政治文化变迁的女性，她对伊朗这个国度表现出奇特的爱恨交加。一方面，这片国土留下她童年的回忆、家庭的温馨和文化认同，是她永恒的归宿和根源；另一方面，这个国度又让她备受伤害，战乱纷呈、亲人死去、自由受限，直至最后不得不远走他乡，忍受其他文化人们的恶意揣度和猜忌。革命、战争看起来都毫无意义，伊斯兰文明在现代化与全球化的过程中岌岌可危。随着工业革命而崛起的基督文明和西方文化横扫全球，影片中随处可见的西方流行文化即是例证，欧美品牌入侵、流行音乐特别是朋克音乐风生水起，ABBA和Iron Maiden都是年轻人所耳熟能详的乐队。面对这一切，当局如遇洪水猛兽，在他们看来，这些是导致伊斯兰文明衰落和分裂的物象，西方文化就是片中那幻化为骷髅的自由女神像，它们如当年十字军东征般恶毒。非伊斯兰价值观念、文化、生活方式带来的巨大冲击，让传统社会结构和家庭、部族关系都产生动摇。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变化速度远远超过人们思想意识发展水平和心理承受能力。就如同片中人们看到电视里日本歌伎时满怀不解，看到电影中肆虐杀戮的哥斯拉时愤怒非常，这一切都非其他文明的人们所能够理解的。
与佛教和基督教文明不同，穆斯林生而为穆斯林，他们没有选择权力，去不去寺庙做礼拜，只是区分穆斯林好坏的标准，而非区分是否为穆斯林的标准。伊斯兰文明一贯崇尚政教合一，宗教影响到他们的一切，包括政治、文化以及日常生活、人际关系。20世纪初伊朗推动立宪运动，后来又受到俄国十月革命发展，左翼运动蓬勃发展。影片中共产主义者阿鲁什即是其中的代表之一，从参与策动阿塞拜疆的西尔哈棉省独立，到后来漂泊俄国学习马克思主义，之后被巴列维专制政权监禁，最后被伊朗革命政府绞死，他每时每刻都显得如此不合时宜。阿鲁什实际上象征着伊朗知识分子的尴尬境遇和困惑，追求西方式民主自由看来并不能使伊朗摆脱困境。巴列维政权推行全盘西化的“白色革命”并未让伊朗变得真正富强起来，相反，工业化造成大部分人流离失所，这成了该政权覆灭的祸根。穆斯林陷入迷惘之中，他们把这一切都归咎于宗教意识的淡漠和忘却，归咎于世俗化和现代化。带着此种不满情绪，他们希望从早期的宗教教义中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答案，把解脱现世的苦难和民族振兴的理想寄托于伊斯兰教的复兴。于是，伊朗发生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霍梅尼政府上台，重新建立起一个政教合一国度，但这显然也非人们所期盼的结果，满怀希望的知识分子再次受到打击，阿鲁什以为一个公正自由的社会即将来临，结果却再度被捕入狱，并且被判了绞刑。那两只送给玛赞的天鹅，成了阿鲁什一辈子难以实现的自由迷梦。
革命伴随着解放的梦想，而人们迎来的却是原教旨主义者严酷的教义陈规，妇女重新披上头盖、禁酒令颁发、西方用品被禁，人们生活恍若回到远古，片中玛赞在街头偷偷购买朋克录音带被抓的场面令人难忘，两个披着黑色长袍、蒙着头盖、形同幽魂的妇女与玛赞纠缠不清的细节，是影片最辛辣可笑的一幕讽刺。“一个品行优良的女人，是一个在男人直视自己的时候懂得回避目光的女人，抬头是一种罪恶，要受到火刑的处罚。”新政府如此告诫妇女们，然而现实无法压抑内心的躁动，在男女见面时那一幕幕违反教规的回眸一笑，成了对法令最好的抗议。这种法令看似恢复伊斯兰原有教义，实际上却是男权社会对女性一次变相奴役，正如同玛赞的质问：“我们的宗教是为了掩盖我们的生理特征呢？还是只是为了与时尚作对？……看看那边的男性，他们可以穿任何衣服，留任何发型，而且他们穿着紧身裤，我们都能看见他们的下体，为什么作为女人的我们，就做什么都不可以了呢？是不是作为男人就有不遵循宗教的特权呢？”这才是症结所在，大众复兴伊斯兰文化的梦想，成了政客们牟取私利的工具。他们说新政府成立后没有政治犯，而玛赞不解，“我的叔叔在沙赫统治下被关进监狱，但是这个新政权绞死了他，您跟我说现在没有政治犯了，您怎么解释在沙赫统治下的3000政治犯，变成现在的30万呢？您怎么能这么用谎言来欺骗我们呢？”
由此看来，不管政治气候如何变迁，知识分子追求自由的梦想注定幻灭，在这个生活与宗教密不可分的世界里，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注定徒劳。专制之下，腐败滋生曼长，所有政治罪名，都无非敛财借口和生存需求。玛赞说，“在沙赫（伊朗国王）逃离国家后的几个月，这个国家仿佛来了一个大转变，所有人都变成革命者，所有人都成了对抗沙赫的革命者，我们邻居（玛赞）家脸上那块因意外造成的伤疤，突然就变成因战争而造成的伤痕。在我们校长的带头下，我们把课本里所有关于沙赫的内容都撕掉了，整个国家的政治仿佛来了一个大转弯，昨天还是国家公敌的人，突然成了民族英雄了。”一切如同游戏，普通大众不过是被任意摆弄的棋子罢了，玛赞的父亲评价两伊战争时叹道：“西方国家把武器卖给战争双方，我们都被卷入了这个愚蠢的游戏中，八年毫无意义的战争，整整一百万人丧生，他们的死亡没有任何意义。”
在伊斯兰的教义中，信仰是建立在服从和执行上，而非质疑。如同影片中玛赞幻想中的真主所说，“你要相信我是绝对公正的，判断不是你应该做的事，你可以做的只有原谅。”但这些在西方文化影响之下的人们还是开始躁动不安起来，在严格的政治监控之下偷偷地举行舞会、饮酒、穿时尚服饰，这些在西方人眼中习以为常的生活，在此却可以造成致命结果，那个逃避警察追捕的男人纵身一跳，跌落于高楼之下，命殒当场，这就是现实。玛赞在阿鲁什死后终于产生了对真主不该有的质疑，而这一刻，她注定要终生被放逐。
十四岁时，玛赞被父母送往奥地利上学，在那里，她经历了另一种绝望。当真正进入西方文化中时，才发现自己只不过是个局外人，融入群体如此艰难，西方人迥异的审美观和价值取向让玛赞难以适应，电视里播放的谋杀案是如此陌生，纸醉金迷的生活是如此空虚。好不容易迎来的第一份爱情，却发现那只是个懦弱的同性恋者，文化隔膜导致的猜疑和误解，成了她永远的无法摆脱的梦魇。不断流浪，不断迁徙，万家灯火的圣诞节里，独自对着电话彼端的父母浅浅哭泣。多少年来，自以为对西方文化了如指掌，真正面对时才发现一无所知。按照玛赞奥地利同学的说法，“不管怎么说，一切都是徒劳，生活本身就毫无意义，当人们开始注意这种空虚的时候，他们就无法生存了。”这就是西方人的醉生梦死的价值观，这样的社会难道就是伊朗知识分子一直所梦寐以求的完美社会？此刻政治理想彻底破灭，转而缅怀起家庭的爱与温馨。或许，只有家才是一个人心灵永远的归宿，亲人才是一个人灵魂永远的港湾，困难时相濡以沫，失落时不离不弃。玛赞的奶奶是一个关于人性与责任的意象，在那个随波逐流、盲目跟风的世界里，她象征着知识分子最后的良知，即是“人在任何时候都应该表里如一”，艰难也好，困境也罢，有了这种信念，人才有生存的理由。第一次出国时，玛赞甚至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伊朗人。再度漂泊时，她坦然面对。
的士司机：“您是从哪里来的？”
玛赞：“伊朗。”
一切嘎然而止，那一刻，只有忧伤。

《我在伊朗长大》夹杂着独特的失落与伤感，它反映出被西化以及世俗化的伊朗知识分子对现实社会微妙的失望和孤独感。导演文森特·帕兰德和玛嘉·莎塔琵用黑白动漫勾勒出一个令人浮想联翩的世界，他们既保持了人物描述的单纯和简洁，又让影像在沉重忧郁中透出难得的幽默和温情，战争、死亡、政治迫害、离别伤痛等等，被一种舒缓绵长的曼妙深情消解，重构的历史和想入非非的个人生活终究化作挥之不去的永久乡愁。影片画面富满伊斯兰特质，导演利用花卉、蔟叶、人体轮廓或者独特的几何图形，构建起一种直线、角线或曲线交错的、有别于主流动漫风格的画风。音乐上主要采用类似伊斯兰乐曲的单音音乐，以单线进行的旋律为主，辅以必要的修饰，独特的弦乐器演奏，配合钢琴、横笛缓缓展开，透过其间，一个去国怀乡者满怀深情的哀愁和咏叹跃然纸上。
影片取材自导演之一，玛嘉·莎塔琵同名自传性漫画。作为一个漂泊异乡的伊朗知识分子，同时作为一个目睹自1979年以来伊朗政治文化变迁的女性，她对伊朗这个国度表现出奇特的爱恨交加。一方面，这片国土留下她童年的回忆、家庭的温馨和文化认同，是她永恒的归宿和根源；另一方面，这个国度又让她备受伤害，战乱纷呈、亲人死去、自由受限，直至最后不得不远走他乡，忍受其他文化人们的恶意揣度和猜忌。革命、战争看起来都毫无意义，伊斯兰文明在现代化与全球化的过程中岌岌可危。随着工业革命而崛起的基督文明和西方文化横扫全球，影片中随处可见的西方流行文化即是例证，欧美品牌入侵、流行音乐特别是朋克音乐风生水起，ABBA和Iron Maiden都是年轻人所耳熟能详的乐队。面对这一切，当局如遇洪水猛兽，在他们看来，这些是导致伊斯兰文明衰落和分裂的物象，西方文化就是片中那幻化为骷髅的自由女神像，它们如当年十字军东征般恶毒。非伊斯兰价值观念、文化、生活方式带来的巨大冲击，让传统社会结构和家庭、部族关系都产生动摇。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变化速度远远超过人们思想意识发展水平和心理承受能力。就如同片中人们看到电视里日本歌伎时满怀不解，看到电影中肆虐杀戮的哥斯拉时愤怒非常，这一切都非其他文明的人们所能够理解的。
与佛教和基督教文明不同，穆斯林生而为穆斯林，他们没有选择权力，去不去寺庙做礼拜，只是区分穆斯林好坏的标准，而非区分是否为穆斯林的标准。伊斯兰文明一贯崇尚政教合一，宗教影响到他们的一切，包括政治、文化以及日常生活、人际关系。20世纪初伊朗推动立宪运动，后来又受到俄国十月革命发展，左翼运动蓬勃发展。影片中共产主义者阿鲁什即是其中的代表之一，从参与策动阿塞拜疆的西尔哈棉省独立，到后来漂泊俄国学习马克思主义，之后被巴列维专制政权监禁，最后被伊朗革命政府绞死，他每时每刻都显得如此不合时宜。阿鲁什实际上象征着伊朗知识分子的尴尬境遇和困惑，追求西方式民主自由看来并不能使伊朗摆脱困境。巴列维政权推行全盘西化的“白色革命”并未让伊朗变得真正富强起来，相反，工业化造成大部分人流离失所，这成了该政权覆灭的祸根。穆斯林陷入迷惘之中，他们把这一切都归咎于宗教意识的淡漠和忘却，归咎于世俗化和现代化。带着此种不满情绪，他们希望从早期的宗教教义中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答案，把解脱现世的苦难和民族振兴的理想寄托于伊斯兰教的复兴。于是，伊朗发生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霍梅尼政府上台，重新建立起一个政教合一国度，但这显然也非人们所期盼的结果，满怀希望的知识分子再次受到打击，阿鲁什以为一个公正自由的社会即将来临，结果却再度被捕入狱，并且被判了绞刑。那两只送给玛赞的天鹅，成了阿鲁什一辈子难以实现的自由迷梦。
革命伴随着解放的梦想，而人们迎来的却是原教旨主义者严酷的教义陈规，妇女重新披上头盖、禁酒令颁发、西方用品被禁，人们生活恍若回到远古，片中玛赞在街头偷偷购买朋克录音带被抓的场面令人难忘，两个披着黑色长袍、蒙着头盖、形同幽魂的妇女与玛赞纠缠不清的细节，是影片最辛辣可笑的一幕讽刺。“一个品行优良的女人，是一个在男人直视自己的时候懂得回避目光的女人，抬头是一种罪恶，要受到火刑的处罚。”新政府如此告诫妇女们，然而现实无法压抑内心的躁动，在男女见面时那一幕幕违反教规的回眸一笑，成了对法令最好的抗议。这种法令看似恢复伊斯兰原有教义，实际上却是男权社会对女性一次变相奴役，正如同玛赞的质问：“我们的宗教是为了掩盖我们的生理特征呢？还是只是为了与时尚作对？……看看那边的男性，他们可以穿任何衣服，留任何发型，而且他们穿着紧身裤，我们都能看见他们的下体，为什么作为女人的我们，就做什么都不可以了呢？是不是作为男人就有不遵循宗教的特权呢？”这才是症结所在，大众复兴伊斯兰文化的梦想，成了政客们牟取私利的工具。他们说新政府成立后没有政治犯，而玛赞不解，“我的叔叔在沙赫统治下被关进监狱，但是这个新政权绞死了他，您跟我说现在没有政治犯了，您怎么解释在沙赫统治下的3000政治犯，变成现在的30万呢？您怎么能这么用谎言来欺骗我们呢？”
由此看来，不管政治气候如何变迁，知识分子追求自由的梦想注定幻灭，在这个生活与宗教密不可分的世界里，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注定徒劳。专制之下，腐败滋生曼长，所有政治罪名，都无非敛财借口和生存需求。玛赞说，“在沙赫（伊朗国王）逃离国家后的几个月，这个国家仿佛来了一个大转变，所有人都变成革命者，所有人都成了对抗沙赫的革命者，我们邻居（玛赞）家脸上那块因意外造成的伤疤，突然就变成因战争而造成的伤痕。在我们校长的带头下，我们把课本里所有关于沙赫的内容都撕掉了，整个国家的政治仿佛来了一个大转弯，昨天还是国家公敌的人，突然成了民族英雄了。”一切如同游戏，普通大众不过是被任意摆弄的棋子罢了，玛赞的父亲评价两伊战争时叹道：“西方国家把武器卖给战争双方，我们都被卷入了这个愚蠢的游戏中，八年毫无意义的战争，整整一百万人丧生，他们的死亡没有任何意义。”
在伊斯兰的教义中，信仰是建立在服从和执行上，而非质疑。如同影片中玛赞幻想中的真主所说，“你要相信我是绝对公正的，判断不是你应该做的事，你可以做的只有原谅。”但这些在西方文化影响之下的人们还是开始躁动不安起来，在严格的政治监控之下偷偷地举行舞会、饮酒、穿时尚服饰，这些在西方人眼中习以为常的生活，在此却可以造成致命结果，那个逃避警察追捕的男人纵身一跳，跌落于高楼之下，命殒当场，这就是现实。玛赞在阿鲁什死后终于产生了对真主不该有的质疑，而这一刻，她注定要终生被放逐。
十四岁时，玛赞被父母送往奥地利上学，在那里，她经历了另一种绝望。当真正进入西方文化中时，才发现自己只不过是个局外人，融入群体如此艰难，西方人迥异的审美观和价值取向让玛赞难以适应，电视里播放的谋杀案是如此陌生，纸醉金迷的生活是如此空虚。好不容易迎来的第一份爱情，却发现那只是个懦弱的同性恋者，文化隔膜导致的猜疑和误解，成了她永远的无法摆脱的梦魇。不断流浪，不断迁徙，万家灯火的圣诞节里，独自对着电话彼端的父母浅浅哭泣。多少年来，自以为对西方文化了如指掌，真正面对时才发现一无所知。按照玛赞奥地利同学的说法，“不管怎么说，一切都是徒劳，生活本身就毫无意义，当人们开始注意这种空虚的时候，他们就无法生存了。”这就是西方人的醉生梦死的价值观，这样的社会难道就是伊朗知识分子一直所梦寐以求的完美社会？此刻政治理想彻底破灭，转而缅怀起家庭的爱与温馨。或许，只有家才是一个人心灵永远的归宿，亲人才是一个人灵魂永远的港湾，困难时相濡以沫，失落时不离不弃。玛赞的奶奶是一个关于人性与责任的意象，在那个随波逐流、盲目跟风的世界里，她象征着知识分子最后的良知，即是“人在任何时候都应该表里如一”，艰难也好，困境也罢，有了这种信念，人才有生存的理由。第一次出国时，玛赞甚至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伊朗人。再度漂泊时，她坦然面对。
的士司机：“您是从哪里来的？”
玛赞：“伊朗。”
一切嘎然而止，那一刻，只有忧伤。

动画片《我在伊朗长大》用非常简洁的手法讲述了一个简单的故事。正如在玛嘉•莎塔琵的原著图画中一样，电影也是主要由一系列的单调的图画构成，黑白双色，只是偶尔在灰度上有些细微差别。这个用自传体方式讲述的伊朗小姑娘的“成长的烦恼”，如此优雅、机智，让人难以抗拒。
电影看上去固然简朴，却充满温馨和惊奇，才女莎塔琵把那些非常激烈的独立精神和幽默感有机地融合在了一起，对于德黑兰和维也纳城市道路和建筑的描绘，艺术性地将普通地貌变成了一首诗歌。这注定不会是一部平庸之作，如若不然，影片也不可能吸引基娅拉•马斯楚安尼、凯瑟琳•德纳芙以及丹妮儿•达西儿这仨重量级的演员为它配音——三代女星分别为主角小女孩、女孩的妈妈和女孩的祖母配音。巧的是，德纳芙在现实生活中就是基娅拉的母亲，而达西儿则在影片《柳媚花娇》中扮演过德纳芙的母亲，尽管那已是40年前的事了。如此三人对角色的诠释可谓又自然又完美。
故事里的祖母是个坚定的、女家长式的人物，这个角色也是影片幽默的源泉之一。同时，这个角色也是影片女权倾向的具体化身。继承了祖母的意志，小姑娘玛嘉的骨血里也流淌着反叛精神，她将自由视为与生俱来的权利，并充满勇气地随时准备着挑战社会。
玛嘉生长的家族曾遭受迫害，后来随着伊斯兰革命的胜利，他们又得生活在毛拉的统治下。这段充满战争、酷刑以及死亡的历史，却被莎塔琵以一种清新、谐趣的视觉形象表达。男人的胡须和女人的披巾就像黑洞一样，吸噬了所有光亮。
玛嘉遵循了她祖母的榜样，立场始终强硬。不过，莎塔琵本人并没有被“英雄主义”所限制，影片在思想尺度上的把握如同她的绘画一样简洁而大胆，这个冷静女子追求的是在情感上向观众寻共鸣，而非单纯用标语的形式来获得大家认同。
随着故事的进展，出于安全考虑，玛嘉被双亲送到了奥地利，她在异国被孤立的无望感是对她之前在德黑兰时那股子焦躁的呼应，两者同样让人心生悲伤。她几乎在欧洲的朋克摇滚中迷失自我。在维也纳的经历，真正意义上让她的痛楚显现无遗——她独自面对进退两难的境地。
在展现这个难题的时候，影片并没有让问题变得过分容易或感性，片中人或多或少是导演莎塔琵自己年轻时候的写照，他们时常出现的或沮丧或活泼的举动，亦是她偶尔流露的自怜情绪的折射。而生活艰辛、资历丰富的祖母则没有太多时间作出左右为难，她必须快刀斩乱麻地做出抉择，她已经老了。尚且年轻的孙女儿玛嘉的选择，则归根结底是在延续她祖母的心愿，或许，也是导演本人的心愿。
在这部欢喜与哀愁交织着的影片中，色调经常是阴郁的，但同时又显得大胆而反复无常。我想，对那些坚持世界完全可以用黑白两色来表达的人们来说，这电影确是一次完美的诠释。
与其说这是绘本，莫不如说是多格漫画。黑白的色调，版画般的质感，很有风格。作者玛赞•莎塔碧生于伊朗，后来到欧洲求学并在世界范围内发表漫画作品，她在书中将自己对于伊朗这一神秘而古老国度的个人记忆描绘出来，表达方式是轻松幽默的，画面内涵却涉及成长、亲情、宗教、政治等主题。 ——中华读书报
人们谈起这个伟大的文明古国，总是将她与原教旨主义，狂热主义和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我们为一个在伊朗长大的伊朗人，知道这个形象远非真实。
正因为此，创作《Persepolis：我在伊朗长大》对我来说才这么重要。我认为，不应该根据少数几个极端分子的恶劣行为而对整个国家做出评判。我也不希望人们忘记那些为了捍卫自由而在狱中失去生命、在两伊战争中丧生、在各种暴政统治下遭受折磨、或被迫离开亲人和祖国的伊朗人。
人可以原谅，但绝不应该忘记。 ——玛赞•莎塔碧
今天很兴奋，因为我看到了近年来唯一触动我心灵的影片。感谢还有玛嘉•莎塔琵这样执着的电影人给我带来一部久违的、美妙的影片——《我在伊朗长大》。结构紧凑，很懂得镜头语言的运用，一部貌似简单的平面动画电影竟然让我在电脑前老老实实地看了一个半小时。
这是一个孩子眼中祖国的历史，描绘的是个人的成长：童年，少年，成年。一部看似沉重的历史诉说却不乏诙谐幽默的意味。黑白的回忆，彩色的现实。，独裁与专制，革命与暴力，成长的快乐与哀伤掺杂着伊朗七十年代以来的历史就这样在个体的体验中消解了。影片通过一个早熟而且直言的9岁女孩玛嘉的眼睛，揭示了伊斯兰革命后伊朗人民希望的破灭，女性被迫戴上面纱，数以万计的人被投进监狱。聪明而大胆的玛嘉，设法瞒过官方的爪牙，认识了朋克、ABBA和 IronMaiden乐队，两伊战争的爆发，让人们的生活陷入无边的恐惧中。随着玛嘉年龄的增长，她的大胆让父母对她的安全越来越担忧，她14岁那年，他们终于做出艰难决定，把她送往奥地利上学。
身在他乡、孤独脆弱的玛嘉经受了青少年惯常的苦难折磨，而且经常被等同于她所逃离的宗教基要主义和极端主义，对此她毫不退缩，极力辩白，最终赢得了认可，甚至有了爱情的体验，但是高中毕业后，玛嘉又恢复到孑然一身，而且患上了严重的思乡病。尽管这意味着她要重新戴起面纱，生活在一个专制的社会中，玛嘉还是决定回到伊朗家人的身边。经过一个艰难的调整期，玛嘉进入艺术学校并嫁作人妇，她仍然没有改变自己仗义执言的个性，继续针砭时弊。24岁时她意识到，尽管自己是个道道地地的伊朗人，却无法在这个国家生活，于是她做出了痛苦的决定，离开家乡前往法国，尽管过去被烙上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但她却要追求一个乐观光明的未来。
对于伊朗政府打压这部电影，这是专制国家的一贯做法，电影就是电影，不是什么政治宣言，请不要用肮脏的政治来玷污电影艺术，记得姜文曾经说过，电影就是表达个人体验的东西，如果要强制他符合主流的口味，请你去看历史书。因此《鬼子来了》被广电总局禁了，但这部影片也成了中国抗日题材电影无法逾越的高峰！《我在伊朗长大》也符合这个规律，我敢断言：这部影片是十年之内成长题材电影的巅峰之作，很希望不久以后也会出现一部《我在中国长大》，这部电影里没有什么主旋律，没有花儿朵朵向太阳，也不会突出社会主义阳光下少年儿童的茁壮成长，唯一表现的就是在这个急剧变化的社会中个体的成长体验，表达的是一双纯洁的眼睛中的真实的中国，真实的社会，真实的生活……
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影片在港台地区的翻译名字是“茉莉人生”，这个译名别有一番韵味，仿佛玛嘉祖母胸前的茉莉花香一样伴随着玛嘉表里如一地生活，在巴黎，维也纳，还有……德黑兰。

关于这个电影 去这里看看有好多影评 http://www.douban.com/subject/1962116/
我就不往这里粘贴了，希望能帮的上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