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质学科技人物史研究与慎守之界

蔡克勤 陈宝国 员雪梅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老一辈地质学家是中国地质学发展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他们或留学师从世界级学术大师，回国后成为地质学学科和学术理论的奠基者和引领者；或在中国大地上成长和推动中国地质事业发展，在教育、地质勘查、学术研究等领域作出突出贡献。地质学科技人物史研究，依他们的学术成长经历为主线，真实反映其求学历程、师承关系、工作经历、学术研究、重大成果等，将鲜活地丰富我国地质学科学技术发展历史，推动和发展学术传统，从而为准确把握未来地质科学事业发展的方向提供参照和借鉴。深入研究他们学术思想的形成、发展、成熟的全过程，探讨他们取得重大科技成果的历程、方法、关键节点、关键因素，及其背后的精神动力，解剖他们成功攀登科学高峰的社会环境、科研和工作条件、文化氛围和物质基础，进而探求我国地质学学科和事业发展规律，科技人才成长规律，学术传承和学术传统的发扬光大，都有重大的启迪意义。

地质学史专业委员会翟裕生主任在《地质学史论丛·5·》(2009)的序中指出：自1980年地质学史研究会成立以来，地质人物史一直是学史研究的重点，“努力探索人物的学术思想、治学道路的深邃境界，使人物研究更具深入和理性特点”。这是人物史研究的正确方向。这方面已有人物传记和年谱出版，也有论述重大地质成果和机构建设中先驱者的事迹与贡献，缅怀和纪念前辈业绩；更有一批前辈学者的文集出版，系统地收集了他们的学术著作，部分未刊出的手稿、文献资料和照片等，使这些人物的人生历程得以生动地展现，为人物史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一、借人传事 借传述史

我国有人物传记的历史传承，《史记》开创了传记文体，有帝王本纪和各色人等的列传；但一部二十四史，称得上与科学技术相关的人物，几无踪迹可寻。科学家传记或科技人才史，在我国还是一门年轻的分支学科。特别是以谨严的学术梳理见长，阐发人物学术和治学道路的著作，尚不多见；但是他们的事功、德行、思想、个性，都将为后辈学人展示深刻的人生智慧，引导我们去思考人生目的、意义和价值，鼓舞后人在学术道路上奋发进取，这是值得深入开掘的园地和学史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

综观已有的人物史研究，李四光、黄汲清、丁文江、翁文灏、谢家荣等已有较优秀的研究成果，不仅传主是中国地质学的奠基人，早期各级地质机构创立者和地质事业的领导者，而且他们投身地质学研究的时代，正是20世纪初中国从封建社会转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时代；除丁文江外，他们都迎来了新中国，为新中国地质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因此，借人传事，借传述史，是人物史研究的主要途径。

2012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了马胜云等编著的《李四光和他的时代》一书，以收集到的李四光和其他人物间的书信为史料，是考证李四光生平事迹的准确史实，尤为难得的是其中刊布了诸多名家手迹，弥足珍贵。参以《李四光传》(陈群等，1984，人民出版社)和《李四光年谱续编1889～1971》(马胜云等，2011，地质出版社)等研究资料，为我们的人物史研究树立了典范。

为此，以李四光研究为例略作申述。李四光年仅16岁在日本留学期间成为同盟会创建会员，22岁(1911年10月)参与武昌起义，任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议(后任实业司司长)。袁世凯窃夺革命成果后，愤而辞职，24岁赴英国留学，先学采矿，后转入学习地质学。他以《中国之地质》为题的学位论文，获伯明翰大学自然科学硕士学位。他在学位论文中写有如下的字句：“今天，我们要求新一代的黄帝子孙们认识到自己肩负的责任，也许并非为时已晚”。李四光无论是投身革命，还是选择地质学，都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和振兴中华紧密相连。

李四光开创中国冰川学研究的贡献，已有诸多文章述及，我们缀拾部分史料，以表述学者的学术思想和学术途径的由来。李四光本人在《扬子江流域之第四纪冰期》(1933)一文中披露，他研究冰川的兴趣萌生于家乡传说的巨石——“打牛石”(当地传为此巨石系天上金牛星下界作乱，天公抛下此巨石，赶走金牛星)，年仅12岁的他对此留下深刻印象。这是片麻岩巨砾，遗留在江汉平原的冰川漂砾。在英国学成之后，他曾赴欧洲考察了阿尔卑斯山的冰川地质。1921年他带领北京大学地质系学生在河北沙河县沙源岭和山西大同口泉一带发现冰川漂砾(带有擦痕的巨砾)、U形谷地和圆滑的孤丘等，从而确认中国存在第四纪冰川活动。当他把这些材料携回北京，在中国地质学会第三次年会(1922年)上报告这些发现。在场的瑞典学者安特生(J.G.Andrson 时任农商部顾问)和加拿大籍学者步达生(D.Black)都表示怀疑，甚至断言第四纪时期中国纬度过低(与阿尔卑斯山相比)，形不成冰川。后来，李四光在《地质工作者在科学战线上做了些什么》的演讲中，回忆此事时用了“他轻视地置之一笑”记述了那一刻的场景。1931年夏，李四光率北大地质系学生赴江西庐山实习，并先后三次在庐山研究冰川遗迹，从遗留的冰川堆积物和冰川运动痕迹，到地形、地貌，划分出鄱阳、金井、木楼三个冰期和考证其时代，从而奠基了李四光作为中国第四纪冰川学研究第一人的学术地位。1922年当李四光将《华北挽近冰川作用的遗迹》一文，用英文发表在英国的《地质杂志》(V.59，No1.P14～21)上时，国际地学界对第四纪大冰盖之说尚存争议，他在文章中说：“任何为了搞清这个问题的尝试，都必须在野外进行”。1940年他在华南调查时，再度著有《鄂西川东湘西桂北第四纪冰川现象述要》一文。这些史实表明，作为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在科学问题面前是勇敢而严谨的。1941年美国学者戴特拉(转引自周耀华《庐山第四纪冰川的三次大论争》，1972，天地纵横，尹培基主编，地质出版社出版)发表的文章中，确认中国第四纪冰川的存在。1942年9月，李四光在《科学工作的几个基本问题》一文中说：“干科学工作的人们，第一要有勇气，要有毅力……仅靠高谈阔论，世界上就没有你立足的地方”。又说：“说而不行，行而不动，用力不准确，都不是科学的精神”(1942，建设研究，8卷第一期)。以上引述的史料，大致勾画出李四光奠定中国冰川学的学术研究过程。

1958年《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成立，李四光为首任主任委员，1959年他已70岁高龄，仍在北京西山模式口、八大处、香山、潭柘寺等处调查冰川遗迹，对三家店东北隆恩寺南的山坡上有冰溜擦痕先后观察三次。如果以李四光开创的中国冰川学出发，还可进一步梳理地质历史时期的冰川堆积，如1923年李四光考察三峡地质，识别出最古老的“南沱冰碛层”(新元古界，距今约650～740Ma)，中国冰川研究者的师承关系，直到现代冰川研究，包括冰心的气候学证据等，转入到冰川学的学科史研究。因此，因传述史，不仅反映时代风云，也是学科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还要从《年谱续编》中引述李四光早年的一首题为《咏铁锥》的新体诗，发表于1921年11月9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全文如下：“山巍巍，水洄洄，好一个玲珑世界。再过百万年，可祗剩得几堆尘土，几堆余灰。这是迷。破迷还赖我铁锥。工作复工作，莫道吃亏，我们今天定要作出一块纪念碑。还要待谁?!”。地质学中的“迷”，实实在在地存在而且很多，李四光破解中国第四纪冰川之谜，无疑是一块高耸的科学纪念碑。我们认为，人物史研究应该通过史实、学术记录(本人或同时代人的学术评价)和多方面史料，还原人物科学攻关的全貌和全过程，从而撰写前辈的科学作风和学术传承。

二、史蕴风云际遇，文传时代潮流

每个人物都在一定的时代生活，其性格、情感、际遇、行为无不打上时代的烙印；然而作为个体人物，他的学习、工作、生活经历，特别是科学工作和科技贡献，则不可能与时代之间都产生一一对应关系。人物研究的魅力在于发现天才人物与其科学贡献之间的关系。每个时代之中，千变万化的个人性格、人生际遇各不相同。这种个性，特别是工作经历和环境成就了人物的独特性。如果不从研究人物的学历和工作经历，包括家庭和社会环境，性格和情感、个人际遇、工作条件，以及对科学问题引发的兴趣，探索的方法和途径，那就很难写出为什么作这项研究，以及如何做的。因此，人物史研究必须收集相当系统的资料，筛选与研究主旨相关的史料，并对史料之间的关系进行必要的梳理和有依据的推理分析，将史实合理地形成论证链，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客观的评价。作为科技人物史的学术评价，应减少研究者本人的主观评价，更多地引证同时代同行科学家的评价、学术观点和成果的引用情况。

如前辈地质学家中的翁文灏，无疑是地质科学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人物，他前后主持中国地质事业达30多年，1926年任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之前有4年为代所长)，1932年创办清华大学地质系，在地质学科史上首建燕山运动构造旋回，可以说在地质学领域颇多建树，中华民国时期的中国地质事业史与他有密切的关系。但他1932～1949年步入政界，曾任经济部长、行政院院长，1951年回归新中国。他的历史际遇如此，对他的研究更多是从民国人物角度，传写他的人生轨迹。如李学通著《翁文灏》(1996，兰州大学出版社)和《翁文灏年谱》(2005，山东教育出版社)，潘云唐著《翁文灏年谱》(1989，《中国科技史料》，10卷4期)，张淑岩著《翁文灏的石油业绩》(2006，石油工业出版社)，以及其他回忆纪念文章，对翁文灏的学术经历及历史背景做了有价值的表述和大量的搜集整理工作，但对他学术贡献的研究，以及翁文灏作为一个科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在特定的社会环境背景下的宏观作用及个性研究还比较粗略，数量也不多。在中华民国时代，翁文灏的政治和社会地位明显高于李四光，但在地质学领域无论是个人的建树，还是对地质科学的贡献而言，李四光应是世界级的学术大师。这是大时代风云际会中，个人历史轨迹不同所致。作为1912年获国外博士学位的翁文灏，最早的海归人士，在地质学科技领域的贡献必然受到限制。

三、求真的心态 慎守的分界

科技人物史研究主要依据史料，许多前辈学者作古多年，或身后萧条，史料难觅；或仅有后辈亲属、学生等的断片记忆，有的虽事同而说法不同；或史料辗转引述，以致失真。这是人物史研究中常见的现象。需要研究者在史料矛盾、错乱和讹误中进行鉴别，务求得到传主和相关人物生平事迹的准确史实。完成从史料到史实，还是研究的第一步。作为学术性人物研究，重点应落在学术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深入剖析和论述其学术成果，从而使史料与学术贡献挂钩，真实反映前辈学者学术科研活动的轨迹，关键节点和重要的科学资料，反映其学术成果的科学意义所在。以此丰富我国地质学科技发展的历史资料，弘扬学术传统。

作为人物史研究或传记写作，需要对史料的骨架进行合情合理的构建。与年谱编制不同，对人物所处的时代背景、工作环境、科研项目、地质考察的收获、国内外同类研究的概况等，都有所理解，进而谨严地论学析理，梳理出和叙述好人物的事功德行，学术思想形成和发展过程。研究者选取的人物，特别是深入了解后，往往萌生出对人物的热爱与尊敬，行文叙事不免带有浓烈的感情。这方面需要研究者掌握情感的度，客观冷静是史学研究者的必要素养之一。同时，评价学术成果和贡献时，也需要有分寸感。科技人物的学术活动和贡献，往往延续多年，分别体现在不同时期的学术专著和论文中，切忌将相关材料笼统地归类，或排列成流水账。最好能将不同时期的学术成果的前后关联性吃透和理解，从而阐明学术发展和成熟的过程。

应该说，地质学科技人物史研究有相当的难度，不仅要深入理解专业性很强的学术研究成果，更要深入人物的学术思路探究，作为非同专业的研究者常会彷徨于外，尤难深研人物的人生智慧和作出判断。人物史研究的学术(学位)论文，要以首尾贯注的文笔析事论理，先要确立论文的框架，细究章节之间的逻辑关系。为了做到叙事有血有肉，达到写出可感可触的鲜活人物形象，切忌罗列学术活动和史料，尤应注意运用好史料中的某些细节和生活小事，适当引入相关结构中，体现人物的思想和精神境界，使笔端流泻出感情，行文才能情趣盎然。

以上是我们在研究人物史和指导研究生学位论文中的一些体会，不当之处，请读者指正。

参考文献

[1]中国地质学会地质学史专业委员会，中国地质大学地质学史研究所.地质学史论丛·5·.北京：地质出版社，2009

[2]王恒礼，王子贤，李仲钧.中国地质人名录.武汉：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1989

[3]马胜云，马越，马芝.李四光年谱续编.北京：地质出版社，2011

[4]马胜云，马越，马芝.李四光和他的时代.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