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刘阿斗”这个名字,大家都十分熟悉,他就是三国时期蜀国的皇帝刘禅。刘阿斗的知名度在中国是很高的,成语、俗语和歇后语就有“乐不思蜀”、“扶不起的阿斗”等。但这些词汇都是贬义词,几乎成了“胸无大志”、“窝囊废”、“昏庸无能”的代名词。其实,这样议论与定性对刘禅来说是很不公正的,虽说他比不上秦皇汉武的雄才大略,但也称得上是个仁慈、开明的贤君。
君臣和睦,仁慈大度
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君臣和谐的情况是很少的,我们看到的往往是专制残暴、疑神疑鬼的君王,他们对位高权重的臣子往往不放心,必欲除之而后快。而臣子“伴君如伴虎”,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诚惶诚恐,察言观色,顺着君主说话,稍有闪失就可能会被诛杀。
可刘禅却不是这样,他与诸葛亮等大臣的关系一直都很和谐。诸葛亮等人大权独揽,但刘禅丝毫没有猜忌之心。
为什么刘禅那么大度呢?这大概与他的身世与经历相关。
刘禅前半生的经历是相当坎坷的。据《三国志》引述《魏略》说:
“初备在小沛,不意曹公冲至,边遽弃家属,后奔荆州。禅时年数岁,审匿,随人西入汉中,为人所卖。及建安十六年,关中破乱,扶凤人刘括避乱人汉中,买得禅,问知其良家子,遂养为子,与娶妇,生一子。初禅与备相失时,识其父字玄德。比舍人有姓简者,及备得益州而简为将军。备遭简到汉中,舍都邸。禅乃谢简,简相检讯,事皆符验。简喜,以语张鲁,鲁乃为洗沐送馆益州,备乃立以为太子。初备以请葛亮为太子太傅,及禅立,以亮为丞相,委以诸事,谓亮曰:'政由葛氏,祭则寡人。’亮亦以神本闲于政,遂总内外。”
当然,对此史书有不同的记载。装松之说:刘禅“建安十二年生也。十三年败于长坂,备妻子走,《赵云传》曰·云身抱弱子以免,即后主也"。不管怎样说,刘禅是在战乱中长大成人的。
在东逃西窜中,他看到了战争的悲惨和将土们惨不忍睹的牺牲场面,看到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人间悲剧,也许他还看透了浸透着血的“江山”,看透了这个残酷的人类世界...
所以,刘禅是比较仁慈的。他经常说:“朕闻天地之道,福仁而祸淫;善积者昌,恶积者丧,古常数也。是以汤武修德而王,桀纣极暴而亡。"
虽然诸葛亮上表告诫刘禅要“亲贤臣,远小人”,但纵观刘禅的一生,他除了曾经有过重用官黄皓的错误之外,还没有发现其他特别恶劣之处。另外,重用黄皓所造成的后果,也没有三国演义》上所说的那么严重。
在君王的地位上,刘禅总是从大局出发考虑问题,努力保持着高层的和谐状态。刘备与诸亮的君臣关系之“和谐美妙”,为历代有识之土赞不绝口,被视为封建社会中最理想、最完美的君臣关系的典范。作为接任者,刘禅能从父亲那里完整地承续到这种“和谐美妙”的君臣关且把这种关系发展成了“黄金搭档",都充分说明了刘禅的“大气”。
史载:诸葛亮在《与杜微书》中评价刘禅说:“朝廷年方十八,天资仁敏,爱德下士。”《晋书.密传》载,李密认为刘禅作为国君,可与春秋首霸齐桓公相比,齐桓公得管仲而成霸业,刘禅得葛亮而与强魏抗衡。
刘备临终前特意叮嘱:“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而事实上,对于事无巨细、大权独揽的葛亮,刘禅也基本上做到了凡事谦让,“以父事之”。按照常规,诸葛亮本应还政于刘禅。北之前夕,诸葛亮依旧把22岁的刘禅当孩子,特派心腹“监管”,“"后主益严惮之”。不仅如此,还在《前出师表》中,透露出对刘禅的种种不满,像对待孩子一样耳提面教刘禅“亲贤臣,远小人",青年天子刘禅则从大局考虑,委曲求全。
尽管刘禅与诸葛亮君臣之间也存在着些许不谐,但刘禅总是为大局着想、克制自己。诸葛亮用人失误后很内疚,后主安慰说:“胜负兵家常事。”诸葛亮自贬三级后不久,为了不影响诸葛亮的权威,等诸葛亮打了胜仗后,刘禅及时恢复诸葛亮的职务。诸葛亮死的消息传来,刘禅连日感,不能上朝,竟哭倒于龙床之上。当灵枢运回时,刘禅率文武百官出城10千米相迎。诸葛权对后主很有刺激。在诸葛亮死后,刘禅反对为其立庙,但在众人的一再要求下,他也没有固己见。
尽管如此,刘禅还是没有丢掉诸葛亮这面旗子。如此行事,既得人心,也顺民意,从而保证了政局的长期稳定。刘禅深知“君臣不和、必有内变”的道理,只要自己一时不清醒,野蛮的路战斗争也就不可避免!青年帝王刘禅对此却能从长远着眼,如此得体地处理权臣问题,也可谓重古未有。如此贤德的领导,在专制制度的历史长河中,也是奇迹。南朝史学家裴松之评价"后主之贤,于是乎不可及"。
头脑清醒,处事果断
刘禅不仅有肚量,而且很有头脑。诸葛亮急于北伐,青年帝王刘禅头脑非常清楚,规劝:“相父南征,远涉艰难;方始回都,坐未安席;今又欲北征,恐劳神思。”尽管诸葛亮置自己规劝于不顾,但北伐决议一旦形成,刘禅还是全力支持诸葛亮。诸葛亮死后,刘禅马上停止空耗国力、劳民伤财的北伐。司马懿率大军征伐辽东公孙渊,刘禅唯恐蒋琬犯诸葛亮的老病,专门下诏告诫蒋琬不要轻举妄行,“须吴举动,东西犄角,以乘其衅”。魏延造反,却表杨仪造反。后主听完魏延表奏,马上提出疑问,曰:“魏延乃勇将,足可拒杨仪等众,何故烧绝栈道?"
为了防止权臣权力太重问题,刘禅以费祎为尚书令和大将军,主管政务,以蒋琬为大司马,主管军事;两人的权力相互交叉,相互牵制,但又各有侧重。蒋琬死后,刘禅“乃自摄国事”,大权独揽,彻底解决了蜀国多年“事无巨细,咸决于丞相”的政治体制。
后主刘禅不仅分析问题有头脑,而且处理问题也很果断,有人情味。刘炎的妻子胡氏人贺太后,太后留胡氏住了一月,引起刘炎的猜疑。刘禅接受教训,马上废除了大臣妻子、母亲入宫廷朝贺的礼节。对于姜维等人把蜀国衰落责任推给宦官黄皓的说法,后主并没有诱过于人,只是说:“区区一个太监,不过是一个奴才而已。”夏侯霸的父亲为黄忠所杀,刘禅安抚前来投降的夏侯霸时,说:“你父亲的遇害,非我先人所为。”一语带过之后,套近乎说:“我的儿子还是你外甥哩!"魏延叛乱被杀,后主也没有对魏延一概否定,而是降旨曰:“既已明正其罪,仍念前功,赐棺椁葬之。”后人认为:“后主能作此语,亦非非常。”在待人接物等方面,刘禅的胸襟比他父亲刘备要大气得多,不失为第二代领导人的风范和气质。
爱惜民众,不战而降
对于刘禅不战而降,王隐在《蜀记》中讲:刘禅之所以宁背骂名而不做辩解,乃“全国为上之策”。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提一提刘季玉。
刘季玉就是刘璋,季玉是他的字。他的父亲叫刘焉,长期治理西蜀。刘焉去世后,刘璋成了西蜀之主。当时,相比较于中原一带军阀混战、老百姓流离失所的情况,西蜀是比较稳定的。诸葛亮在《隆中对》中说益州“沃野千里,天府之国”、“民殷国富”。后来,刘璋为了对付汉中的军阀张鲁,请刘备来帮忙,结果开门揖盗,刘备的铁骑横扫益州土地,最后一直打到成都城下。
毋庸置疑,刘备进行的是非正义战争。可是事情到兵临城下的地步,刘璋该怎么办呢?按照封建统治者的一般做法,是动员所有的臣子、士兵与民众进行顽抗,哪怕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流尽最后一滴血。另外,中国传统的观念是“不成功便成仁”,为保卫自己的“祖国”而壮烈牺牲就会受人景仰,就会留名千古、永垂史册。虽然大家都知道,这些慷慨激昂、冠冕堂皇的“大道理”后面的真正意图是保卫帝王的“江山"…
刘季玉现在也遇到了这样窘迫的局面。可是,令人钦敬的是刘季玉对此做出了出人意料的举措。请看《三国演义》对当时情况的描写:
璋曰:“吾之不明,悔之何及!不若开门投降,以救满城百姓。”董和曰:“城中兵尚有三万余人,钱帛粮草,可支一年,奈何便降?"刘璋曰:“吾父子在蜀二十余年,无恩德以加百姓;攻城三年,血肉捐于草野,皆我罪也。我心何安?不如投降以安百姓。”众人闻之,皆坠泪….
史书《三国志》对其事也是这样记载的:
“先主(刘备)至葭萌,还兵南向,所在皆克。十九年,进围成都数十日,城中尚有精兵三万人,谷帛支一年,吏民威欲死战。璋言:‘父子在州二十余年,无恩德以加百姓。百姓攻战三年,肌膏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遂开城出降,群下莫不流涕。"
这就说明,《三国演义》是按史实写的,没有进行艺术加工,刘季玉就是这样一个人。刘季玉不顾将士们的忠心相劝,决意放弃江山,败坏自己的名节,其原因是不忍看到百姓们遭受更大的苦难……
这真让人感慨啊!这样的“人主”中国历史上多乎哉?不多也。刘季玉是风毛静角的一位。
刘璋投降了,西蜀百姓因此没有遭受更大的灾难,士兵也没有付出更多的生命代价。刘备占领益州后,却一直穷兵默武,战争连年不断,天府之国、千里沃野一片萧瑟,蜀民死伤无数…
刘禅当时的做法与刘季玉十分相似。魏兵兵临城下,刘禅的儿子刘谌劝说父亲说:“臣切料成都之兵,尚有数万;姜维全师,皆在剑阁;若知魏兵犯阙,必来救应,内外攻击,可获全胜。”可刘禅不听,还比责儿子说:“汝欲令满城流血耶?”在对待国家与人民的存亡问题上,刘禅更看重的是人民的现实利益。在重大的选择面前,刘禅像刘季玉一样当断则断,放弃自己的“名节”和政治面子,尽量减少人民的损失与无谓牺牲,甘愿献出“江山”。如此决策,与为了一己之私而不断地鼓动老百姓卖命的众多封建帝王相比,不知进步了多少年、多少代。
然而,因为刘季玉与刘禅是投降敌人的,这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是很不光彩的。中国人最讲究的是“宁死不屈”,是“斗争到底”,是“流血牺牲”,是“为国捐躯”,是“杀身成仁”,其他什么也不计较,哪怕你是为了老百姓,为了挽救更多人的生命,为了社会的安定。虽然从历史的发展角度来看,少死人、少破坏社会财富是有利于社会进步的。
没有兴师北伐,没有劳民伤财;开城投降,让百姓免受战争之苦;理智应对旧礼俗免遭内部争乱之苦。
我认为的三大优点有:1.重用诸葛亮,庞统等人。2.诸葛亮死后多年,占领西川。3.战败后,为了全城百姓投降,且能屈能伸。
刘禅谦虚听取别人的意见,能够从谏如流。他也是一个能够体恤下属和百姓的人,不草菅人命。另外,他也明白自己才能不足,明哲保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