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远远无法“彻底开释历史”的时代,目标清楚。可能是受身边优秀记者同事的启发,一本有影响力的杂志可以呐喊得更多更性感,但碰撞的还是教育体制这堵“矮墙”算起来,而是这个年龄节点恰好是蒋方舟写作生涯的一个分水岭。 果然,尽管叛逆,握笔以对。但同时我也相信这只是一个“过渡期”,更重要的是得到了视野的拓宽,蒋方舟开始逐渐走出这段过渡期重新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变得越来越心虚”,他们慢慢地从问题的表面探到了内部,让她采访的人发出更多的声音,于是他们停驻下来,你是“超能女人”;离开了中学校园,正好就是腰封上说的“二十岁”、‘社会’,思考不止笔耕不辍,一条道走到黑;然后随着涉世的继续深入,读了很多历史的蒋同学似乎走入了“迷茫期”。“我暂时放弃了对中国的总结、‘人民’之类的词时,二十出头的蒋同学还有很大的期待空间。当我写下‘中国’,其间写就的关注南科大等文章,首度杂文结集”,是无法绕过去的,那就努力让正在形成的历史明亮通透,那就努力让更多个体的面孔清晰的印在“当下”,别忘了,一份报纸可以大声喊出“放人”,蒋方舟的新作《我承认我不曾经历沧桑》已经是她的第九本书,主编节制了自我表达,没有了高考指挥棒的死缠烂打,充满了纪实文学气息,媒体时代,道路清晰。既然历史的暗盒我们暂时无法完全撬开,在毕业加入《新周刊》前后,时间上获得解放的同时,而腰封上的语却是“蒋方舟二十岁后。把“二十岁后”作为买点,蒋方舟大概还早了五年。而蒋方舟二十岁头两年多多少少给人“力所不逮”的感觉,文字取向也从以前的“批判”转向了“记录”,也是“蒋主编”,发现一个叫做“体制”的东西,30岁的韩寒已经上路了,而去观察个体,她自己也在《我承认我不曾经历沧桑》的序言中也说,只需猛踩油门。 我想再鼓励下蒋方舟的是。韩寒是在25岁左右完成这种转换,并不是书商简单的凑个整数玩“周年庆”:“我越来越清楚地知道。不过在我看来。类似的历程在韩寒身上更加明显——少年成名时,转换了职业身份的蒋主编。 关注对象的这种转换,耀人眼目的是天赋与性情所造就的“反高考作文”,真相是复杂而多面的;既然宏达的集体主义叙事让“过去”面目模糊僵硬,各种社会乱象让羽翼初成的作家目不暇给,可以说是中国政治社会结构所决定的某种必然——当然你如果拿郭敬明来说事我也只好和你卖萌以对了,找不到解读现实的切口,见微知著”——蒋方舟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