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史学思想是怎样的？

司马迁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他倾其全部心血写成的《史记》，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历史典籍，是《二十四史》的第一部史，其开创的纪传体成为《二十四史》的范式。《史记》又是一部杰出的文学著作，它的问世，把历史散文推向了高峰，鲁迅赞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围绕着一部《史记》，两千年来上至帝王权贵，下及文人墨客，争论得纷纷扬扬。尊之者，奉为“二十四史之首”，“史学双璧之一”，贬之者，百般挑剔。更有意思的是，褒贬双方都承认《史记》有巨大的感染力。只要开卷，它就可控制读者的感情，使你身不由己地喜、怒、哀、乐！作为一部史书，二千多年来一直保持如此魅力，实属罕见。

司马迁（前145或前135？）字子长，出生于史官世家，父亲司马谈是一个信奉黄老思想的史学家。司马迁从十岁开始背诵古诗，二十岁到各地游历，“行万里路”，见多识广。司马谈临终时，希望他继承父业，“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司马迁奉父之遗命，开始写作《史记》。后因遭遇“李陵之祸”被处以腐刑。他受辱发愤，经过十余年艰苦卓绝的努力，终于完成了这部不朽的史学名著。

司马迁虽官居史官之职，但《史记》的性质，实为私家著作。由于《史记》不像后世官修史书那样过多地受制于政治压力、存在着太多的功利目的，而是寄托着作者自己的理想追求和文化憧憬，特别是在他受到冤枉、受到不公平、不公正对待后所体会的切肤之痛，使其对社会历史的理解和认识更加深刻、更加强烈，这正是它成为史家绝唱的内在原因。司马迁自诉其著述历史的宗旨是：“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的历史责任感是非常明确的，就是继承孔子以来史学传说和史学精神，如实记录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历史，并通过入木三分的褒贬评议，总结经验教训，启迪后世子孙。因此不能仅把《史记》看成是一部记载历史的书。在这个意义上说，司马迁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史学家，更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

司马迁像司马迁及其《史记》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不仅是其开创了纪传体例，更主要的是《史记》中所体现的史学精神和历史思想。

《史记》的历史精神就是“实录”，这是写史的最重要的原则。真实地记录历史是《史记》的卓越成就，一直受到人们的高度评价。司马迁写《刺客列传》中的荆轲刺秦王，他没有轻信社会的传言，而县从当事者夏无且告诉公孙季功和董生的史实而来。司马迁正是根据这种亲自调查得来的史料，把这场紧张的斗争写得详细逼真、动人心弦。他写飞将军李广也很仔细生动，因为他与李广的孙子李陵是好朋友。班固称赞“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历来被后人奉为定论。但司马迁的追求，并不是在于做一个历史的记录者，而是要做历史的裁判者，即所谓“成一家之言”。他记史论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价值判断标准，有着深刻的感情涌动。例如，司马迁仰慕齐相晏婴的功业和人格，在其列传的赞语中，直述崇拜之情：“假令晏子而存，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后世众多著史者，谁有勇气如此坦诚地表达自己的情感？真实地记录历史，真实地表述自己的感情，并能引起读者的心灵震撼与共鸣，这或许正是《史记》永葆生命力的原因之一。

在司马迁的历史思想中，颇具独特创造性的就是他对“天命观”的质疑和批判。秦汉时代，天人感应在社会很流行，行善，得天善报，有福喜；行恶，得天恶报，有灾祸。这是天人感人的基本思路。当时人们遇到灾祸，常反省自己做过什么错事，犯过什么罪。蒙恬被秦二世赐死时，喟然叹息曰：“我何罪于天，无过而死乎？”良久，又自己回答：“恬罪固当死矣，起临洮属之辽东，城堑万余里，此其中不能无绝地脉哉？此乃恬之罪也。”司马迁认为天人感应是不存在的，绝地脉不是蒙恬遭祸的原因。他说：“夫秦之初灭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伤者未瘳，而恬为名将，不以此时强谏，振百姓之急，养老存孤，务修众庶之和，而阿意兴功，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脉哉？”司马迁批判了天人感应的迷信思想，认为蒙恬身为名将，在当初秦王大兴土木时，不向秦王进谏让百姓休养生息，而只知曲意逢迎才有后来被杀的结果，是人事而非天命。项羽战败时，没有检查失败的自身原因，却归结于天命，他说：“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经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司马迁认为项羽“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亡东城，尚不觉悟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项羽失败的原因是明确的，根本不是天命的问题。

司马迁根据大量的历史事实，通过对当时的社会现象的观察，以及个人的亲身感受，使他对当时流传的善恶祸福的报应观念等这些从思想上麻痹人民的道德信条提出了怀疑。他在《伯夷列传》中指出：“或日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者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可见上天报施善人是骗人的胡说。司马迁敢于否定天有意志，他说：“无造福先，无触祸始，委之自然，终归一矣。”表明天道、人事有它自己的规律，不能由人的主观愿望去任意安排。这种对天道有知论的怀疑和批判，构成了司马迁史学思想中最光辉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