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前145年生于家乡龙门(今陕西省韩城市)。年十岁则诵古文。十九岁时,他从长安出发,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并对所到之处的风俗进行考察,采集传说。早期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莋、昆明,还报命。”二十五岁时,以使者监军[3]的身份,出使西南夷,担负起在西南设郡的任务。足迹遍及“邛、莋、昆明”等地。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司马谈去世,三年之后,司马迁承袭父职,任太史令,同时也继承父亲遗志(司马谈临终曾对司马迁说:“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准备撰写一部通史。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与唐都、落下闳等共同定立了“太初历”,该历法改变了秦代使用的颛顼历以十月为岁首的习惯,而改以正月为岁首。从而奠定了其后两千年来所尊奉的历法基础。之后司马迁便潜心修史,开始了《史记》的写作。
早在司马迁撰写《史记》时,汉武帝翻阅《孝景本纪第十一》和《今上本纪第十二》后,认为司马迁的叙述有意贬损自己,不禁勃然大怒,命人削去了书简上的字,并把这些书简扔掉了,可见当时汉武帝对司马迁已经甚为不满[4]。
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名将“飞将军”李广的孙子李陵主动请缨出击匈奴,兵败被俘,汉武帝震怒。满朝文武都认为李陵叛降,全家当诛。而在这时,身为太史令的司马迁却为李陵辩护。他认为李陵兵败投降是因为“矢尽道穷,救兵不至”[5],而且李陵是希望“欲得其当而报汉”[6]。李陵虽然兵败,但是他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7]。
司马迁这番表述却没有得到汉武帝的理解,汉武帝认为他是藉李陵之功,诋毁这场战争的主帅李广利(此人为汉武帝宠姬李夫人的哥哥),进而批评自己用人不当,造成军事失利,再加上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内容有意贬损汉武帝的心结,在大怒下将司马迁投入牢狱,以“诬罔”(欺骗皇帝)的罪名判处死刑。当时的死刑有两种方式可以充抵,第一种是“令死罪入赎钱五十万减死一等”[8]。另一种是按照汉景帝时期所颁布的法律“死罪欲腐者,许之”[9],处以腐刑(阉割)。由于没有足够的金钱可以赎身,司马迁只得接受腐刑。对此他曾表示过“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10] 。
著书
出狱后,司马迁改任中书令,发愤撰写史书,亦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完成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史记》最初没有书名,司马迁将书稿给东方朔看,东方朔佩服不已,将其命名为《太史公书》,后世称《太史公书》为《史记》。
“史记”原本乃各国史书的通称,司马迁的著述也正是参考战国时期各国史记所作。但后来因为《太史公书》的影响,大约在东汉时期,就已经成为此书专名。司马迁完成《史记》后,知道该书不被当世所容,故预先将正本存之名山,将副本置于京师,以期流传后世。
卒殁
对于司马迁的死,历史上没有明确记载,使得卒年无法确定,死因也众说纷纭。有人认为司马迁一直到汉昭帝年间善终,有人认为司马迁完成《史记》之后,便隐居山野,不知所终,故无从查考。1916年,王国维第一次将司马迁生卒年作为学术问题进行考证,以为卒年“绝不可考……然视为与武帝相终始,当无大误”。从巫蛊之乱到汉武帝去世这一段时间,司马迁是否仍在世,不可考。
异说
有一个不被学界接受的说法是:司马迁之死是遭到戾太子刘据巫蛊之祸事件的牵连,为任安打抱不平,故被汉武帝处死。
公元前91年巫蛊之祸,太子刘据被迫起兵入宫,司马迁之友任安(字少卿)接到太子发兵命令,但却按兵不动,作壁上观,不帮助太子,亦不帮助皇帝,驻军观望。事后,任安以“坐观成败”之罪名被判决斩首。任安于是写信劝司马迁多“推贤进士”(希望司马迁相救),司马迁当时没有回信,任安入狱,才得到了一封回信,就是著名的《报任少卿书》。
此说法相当不可能,因为众所周知,《报任少卿书》中,司马迁一直称自己为“刑余之人”,表示无力“推贤进士”,应有拒绝相救的含意。一般认为,司马迁拒绝是因为在李陵事件时,任安并未帮助司马迁之缘故。
著作史记。后来因为李凌投降匈奴他提李凌说了几句话被汉武帝处以宫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