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谁知道《中国文学史》

　　中国古代的史学家和文学家早已注意到文学的发展与变迁，并作了许多论述。 这些论述散见于史书、目录学著作、诗文评、文学总集或选集的作家小传中；在 一些序跋、题记及其他文章中也有所涉及。

　　就现在所能看到的资料而言，史家的记述是比较早的。司马迁的《史记·屈 原贾生列传》不但为屈原、贾谊这两位文学家立传，而且笔墨涉及宋玉、唐勒、 景差等屈原之后贾谊之前的辞赋家，已经算是有了文学发展过程的初步描述。此 后，（东汉）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赞》中对司马迁《史记》以前史官之文的 发展过程有简单的追述；齐梁时的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回顾了南朝 宋以前诗歌的发展历程，可以看成是关于诗歌史的比较详细的论述。（南朝宋） 范晔撰《后汉书》，始创《文苑传》，将22位文学上有成就的人的传记合在一 起，按时代先后排列，提供了文学发展的线索。此后，一些正史中的《文苑传》 或《文艺传》，大都沿袭《后汉书》的体例。在目录学著作方面，斑固在刘歆 《七略》的基础上撰成《汉书·艺文志》，其中的《诗赋略论》对诗和赋的发展 有初步的描述。此后，一些目录学著作，如《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 志》、《新唐书·艺文志》大都继承《汉书·艺文志》的传统，在著录书目的同 时考辨源流。（清）幻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可算是这类书中的集大成者。在 诗文评方面，（梁）刘勰《文心雕龙》中《明诗》以下20篇论及许多文体的形 成过程，《时序》等篇也有关于文学发展的精彩论述。（梁）钟嵘的《诗品序》， 对文学的发展作了相当详细的论述。此后，在一些诗话、词话，以及诗纪事、词 纪事之类的书中，也有关于诗词发展的论述。

　　此外，（东汉）郑玄《诗谱序》追述诗歌的起源，历数周文王、周武王、周 成王以至懿王、夷王、厉王、幽王时政治的变迁与诗歌的关系，从政治的角度对 诗歌的发展作了较细致的描述。（西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从文体流变这个 新的角度，论述了文学的发展。（唐）白居易的《与元九书》对《诗》、《骚》 以来诗歌发展的历程作了总结。（宋）李清照的《词论》追述了词的发展概况。 （元）辛文房的《唐才子传》为398位唐代诗人作传，间有评论，从中可以看 出唐诗发展的因革流变。（明）张溥所辑《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的题辞，已经 勾勒出汉魏六朝文学发展的脉络。（清）钱谦益的的《列朝诗集小传》，对明代 诗人一千六百余家作了评述。清代所修《全唐诗》，为唐代诗人逐一作了简介， 从中可以看到唐代诗歌的发展线索。

　　毫无疑问，上述种种著述都是我们今天撰写文学史应当借鉴的。然而，这些 还不能算是对文学发展过程的系统完整的论述，因而还不是专门的文学史著作， 更不能说已经建立了独立的文学史学科。中国学者所写的文学史著作，是20世 纪初受了外国的影响才出现的，一般认为林传甲在京师大学堂编写的讲义《中国 文学史》为滥觞之作。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上卷、 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国科学院文 学研究所的《中国文学史》、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分别代表了20 年代、30年代、四五十年代、60年代文学史著作所能达到的成就。王国维的 《宋元戏曲史》、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在分体文学史中是最早的、最有影 响的著作。

　　由此我们可以说，进入20世纪以后，特别是二三十年代以后，文学史才成 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然而，各家对这门学科的理解并不相同，因此文学史的写法 也有很大差异。只要是严肃的学术研究，因不同的理解与不同的写法而形成各自 的特色，都可以从不同的方面丰富和完善文学史这门学科。即使现在或将来，也 不可能只有一种理解、一种模式、一种写法，而只能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那么，我们对文学史是怎样理解的呢？我们认为：文学史是人类文化成果之 一的文学的历史。

　　这是一个最朴实无华的、直截了当的回答，意思是强调：文学史是文学的历 史，文学史著作要在广阔的文化背景上描述文学本身演进的历程。它包括以下几 方面的意思：

　　把文学当成文学来研究，文学史著作应立足于文学本位，重视文学之所以成 为文学并具有艺术感染力的特点及其审美价值。当然，文学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它反映现实的功能，这是没有问题的，但这方面的功能是怎样实现的呢？ 是借助语言这个工具以唤起接受者的美感而实现的。一些文学作品反映现实的广 度与深度未必超过史书的记载，如果以有“诗史”之称的杜诗和两《唐书》、《 资治通鉴》相比，以白居易的《卖炭翁》与《顺宗实录》里类似的记载相比，对 此就不难理解了。但后者不可能代替前者，因为前者是文学，具有审美的价值， 更能感染读者。当然也可以以诗证史，将古代文学作品当成研究古代社会的资料， 从而得出很有价值的成果，但这并不是文学史研究，文学史著作必须注意文学自 身的特性。

　　紧紧围绕文学创作来阐述文学的发展历程。文学史研究有几个层面，最外围 是文学创作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背景研究很重要，这是深入阐释文学创作的 一把必不可少的钥匙。但社会政治、经济背景的研究显然不能成为文学史著作的 核心内容，不能将文学史写成社会发展史的图解。第二个层面是文学创作 的主 体即作家，包括作家的生平、思想、心态等。应当充分重视作家研究，但作家研 究也不是文学史著作的核心内容，不能将文学史写成作家评传的集成。正史里的 《文苑传》、《文艺传》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史。第三个层面是文学作品，这 才是文学史的核心内容。因为文学创作最终体现为文学作品，没有作品就没有文 学，更没有文学史。换句话说，文学史著作的核心内容就是阐释文学作品的演变 历程，而前两个层面都是围绕着这个核心的。

　　与文学创作密切相关的是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鉴赏。文学理论是指导 文学创作的，文学批评和文学鉴赏是文学创作完成以后在读者中的反应。文学的 发展史是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鉴赏共同推进的历史。这并不是 说要在文学史著作里加进许多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鉴赏的内容，在文学理 论史和批评史已经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今天，撰写文学史更没有必要这样做了。 我们只是强调撰写文学史应当关注文学思潮的发展演变，并用文学思潮来解释文 学创作，并注意文学的接受，引导读者正确地鉴赏文学作品。

　　与文学创作密切相关的还有文学传媒。古代的文学媒体远没有今天多，只有 口头传说、书写传抄、印刷出版、说唱演出等几种，但已足以引起我们的注意。 文学作品靠了媒体才能在读者中起作用，不同的媒体对文学创作有不同的要求， 创作不得不适应甚至迁就这些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文学创作的状况是取决 于传媒的。从口头流传到书写传抄，再到印刷出版，由传媒的变化引起的创作的 变化很值得注意。先秦两汉文学作品之简练跟书写的繁难不能说没有关系。唐宋 词的演唱方式对创作的影响显而易见。印刷术发明以后大量文献得以广泛而长久 地流传，这对宋代作家的学者化，进而对宋诗以才学为诗这个特点的形成有重要 的影响。宋元说话艺术对小说创作的影响，宋元戏曲的演出方式对剧本创作的影 响，更不容忽视。传媒对创作的影响以及传媒给创作所带来的变化，应当包括在 文学史的内容之中。

　　总之，文学创作是文学史的主体，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鉴赏是文学史 的一翼，文学传媒是文学史的另一翼。所谓文学本位就是强调文学创作这个主体 及其两翼。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史属于史学的范畴，撰写文学史应当具有史学的思维 方式。文学史著作既然是“史”，就要突破过去那种按照时代顺序将一个个作家 作品论简单地排列在一起的模式，应当注意“史”的脉络，清晰地描述出承传流 变的过程。文学史著作既然是“史”，就要靠描述，要将过去惯用的评价式的语 言，换成描述式的语言。评价式的语言重在定性，描述式的语言重在说明情况、 现象、倾向、风格、流派、特点，并予以解释，说明创作的得失及其原因，说明 文学发展变化的前因后果。描述和评价不仅是两种不同的语言习惯，而且是两种 不同的思维方式。描述并不排斥评价，在描述中自然包含着评价。文学史著作既 然是“史”，就要寻绎“史”的规律，而不满足于事实的罗列。但规律存在于文 学事实的联系之中，是自然而然的结论，而不是从外面帖上去的标签。

　　我们不但不排斥而且十分注意文学史与其他相关学科的交叉研究，从广阔的 文化学的角度考察文学。文学的演进本来就和整个文化的演进息息相关，古代的 文学家往往兼而为史学家、哲学家、书家、画家，他们的作品里往往渗透着深刻 的文化内涵。因此，借助哲学、考古学、社会学、宗教学、艺术学、心理学等邻 近学科的成果，参考它们的方法，会给文学史研究带来新的面貌，在学科的交叉 点上，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例如，先秦诗歌与原始巫术、歌舞密不可分；两汉文 学与儒术独尊的地位有很大关系；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学不能不关注玄学、佛学； 研究唐诗不能不关注唐朝的音乐和绘画；研究宋诗不能不关注理学和禅学；保存 在山西的反映金元戏曲演出实况的戏台、戏俑、雕砖、壁画是研究金元文学的重 要资料；明代中叶社会经济的变化所带来的新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气氛，是研究那 时文学的发展决不可忽视的。凡此等等，都说明广阔的文化学视角对于文学史的 研究是多么重要！有了文化学的视角，文学史的研究才有可能深入。

　　文学史的存在是客观的，描述文学史应当力求接近文学史的实际。但文学史 著作能在多大程度上做到这一点呢？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由于文学史的资 料在当时记录的过程中已经有了记录者主观的色彩，在流传过程中又有佚失，现 在写文学史的人不可能完全看到；再加上撰写者选用资料的角度不同，观点、方 法和表述的语言都带有个性色彩，纯客观地描述文学史几乎是不可能的，总会多 少带有一些主观性。如果这主观性是指作者的个性，这个性又是治学严谨而富有 创新精神的，这样的主观性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如果这主观性是指一个时代大体 相近的观点、方法，以及因掌握资料的多少有所不同而具有的某种时代性，那也 没有什么不好。我们当代人写文学史，既是当代人写的，又是为当代人写的，必 定具有当代性。这当代性表现为：当代的价值判断、当代的审美趣味以及对当代 文学创作的关注。研究古代的文学史，如果眼光不局限于古代，而能够通古察今， 注意当代的文学创作，就会多一种研究的角度，这样写出的文学史也就对当代的 文学创作多了一些借鉴意义。具有当代性的文学史著作，更有可能因为反映了当 代人的思想观念而格外被后人注意。但是无论如何，决不能把主观性当作任意性、 随意性的同义语。

　　撰写《中国文学史》应该借鉴外国的文学理论，但必须从中国文学的实际出 发，不能将外国时髦的理论当成公式生搬硬套地用于解释中国文学。有志气的中 国文学史研究者，应当融会中国的和外国的、传统的和现代的文学理论，从中国 文学的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实事求是的态度阐述中国文学的历史， 而不应先设定某种框架，然后往里填装与这框架相适应的资料。

　　文学史史料学是撰写文学史的基础性工作。所谓文学史史料学，包括与文学 有关的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作家生平的考订，作品的辨伪，史料的检索等 等，是以资料的鉴定和整理为目的的资料考证学。这是撰写文学史必不可少的基 础性工作，没有这个基础，文学史所依据的资料的可靠性就差多了，但严格地说， 文学史史料学并不完全等于文学史学。着眼于学科的分工，为了促进学科的发展， 应当在文学史学之外另立一个分支学科即文学史史料学；然而就学者而言，史的 论述和史料的考证这两方面不但应该而且也可以兼顾，完全不懂得史料学是很难作好文学史研究的。

第一卷 聂石樵、李炳海主编

总绪论
第一节 文学本位、史学思维与文化学视角
第二节 中国文学的演进
第三节 中国文学史的分期

第一编 先秦文学
绪 论
第一章 上古神话
第二章 《诗经》
第三章 《左传》等先秦叙事散文
第四章 《孟子》、《庄子》等先秦说理散文
第五章 屈原与楚辞

第二编 秦汉文学
绪 论
第一章 秦及西汉散文
第二章 司马相如与西汉辞赋
第三章 司马迁与《史记》
第四章 两汉乐府诗
第五章 东汉辞赋
第六章 《汉书》及东汉散文
第七章 东汉文人诗

第二卷 袁行霈、罗宗强主编

第三编 魏晋南北朝文学
绪论
第一章 从建安风骨到正始之音
第二章 两晋诗坛
第三章 陶渊明
第四章 南北朝民歌
第五章 谢灵运、鲍照与诗风的转变
第六章 永明体与齐梁诗坛
第七章 庾信与南朝文风的北渐
第八章 魏晋南北朝的辞赋、骈文与散文
第九章 魏晋南北朝小说

第四编 隋唐五代文学
绪论
第一章 南北文学的合流与初唐诗坛
第二章 盛唐的诗人群体
第三章 李白
第四章 杜甫
第五章 大历诗风
第六章 韩孟诗派与刘禹锡、柳宗元等诗人
第七章 白居易与元白诗派
第八章 散文的文体与文风改革
第九章 唐传奇与俗讲变文
第十章 晚唐诗歌
第十一章 李商隐
第十二章 词的初创及晚唐五代词

第三卷 莫砺锋、黄天骥主编

第五编 宋代文学
绪论
第一章 宋初文学
第二章 柳永与北宋前期词风的演变
第三章 欧阳修及其影响下的诗文创作
第四章 苏轼
第五章 江西诗派与两宋之际的诗歌
第六章 周邦彦和北宋中后期词坛
第七章 南渡前后词风的演变
第八章 陆游等中兴四大诗人
第九章 辛弃疾和辛派词人
第十章 姜夔、吴文英及宋末词坛
第十一章 南宋的散文和四六
第十二章 南宋后期和辽金的诗歌

第六编 元代文学
绪论
第一章 话本小说与说唱文学
第二章 关汉卿
第三章 王实甫的《西厢记》
第四章 白朴和马致远
第五章 北方戏剧圈的杂剧创作
第六章 南方戏剧圈的杂剧创作
第七章 南戏的兴起与《琵琶记》
第八章 元代散曲
第九章 元代诗文

第四卷 黄 霖、袁世硕、孙 静主编

第七编 明代文学
绪论
第一章 《三国演义》与历史演义的繁荣
第二章 《水浒传》与英雄传奇的演化
第三章 明代前期诗文
第四章 明代中期的文学复古
第五章 明代杂剧的流变
第六章 明代传奇的发展与繁荣
第七章 汤显祖
第八章 《西游记》与其他神怪小说
第九章 《金瓶梅》与世情小说的勃兴
第十章 “三言”、“二拍”与明代的短篇小说
第十一章 晚明诗文
第十二章 明代的散曲与民歌

第八编 清代文学
绪论
第一章 清初诗文的繁荣与词学的复兴
第二章 清初戏曲与《长生殿》、《桃花扇》
第三章 清初白话小说
第四章 《聊斋志异》
第五章 《儒林外史》
第六章 《红楼梦》
第七章 清中叶诗文词多元发展的局面
第八章 清中叶的小说戏曲与讲唱文学

第九编 近代文学
绪论
第一章 龚自珍与近代前期诗文词
第二章 近代前期的小说与戏曲
第三章 黄遵宪、梁启超与近代后期诗文词
第四章 近代后期的小说与戏曲

后记

一部尘封百年的《中国文学史》

“中国文学史”的撰写至今已走过百余年历程，问世的各种体式文学史今已不下两千部。以这些文学史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文学史学史”，近年来已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中国文学史”撰写的发轫期——晚清时代的文学史著，尤其受到学人的关注。笔者下面将要介绍的，是一部已尘封近百且至今鲜为人知的“中国文学史”著作——来裕恂清末撰成的《中国文学史》。
《中国文学史》的发现及作者生平 2002年6月8日，著名史学家、南开大学来新夏教授学术研讨会在天津举行。会后不久，笔者收到先生惠赠的《来新夏教授学术研讨会纪念论文集》，其中《来新夏先生与古典目录学》一文谈家学渊源时，提到来新夏先生的祖父来裕恂曾撰《中国文学史》。抱着一线希望，笔者到来先生家求证。在来先生指点下，笔者很快就在其书架高处翻出一个档案袋，里面装的就是来裕恂《中国文学史》稿本复印件。
来裕恂，字雨生，号匏园。清同治十二年（1873）生于浙江省萧山县（今萧山市）。少攻经史诸子，年十八肄业于杭州西湖诂经精舍，被已逾古稀的俞曲园许为“颇通许郑之学”。光绪十八年（1892）二十岁即设帐授徒，二十七年（1901）受聘浙江大学前身求是书院教职，二十九年（1903）东渡扶桑求学，次年返回故里，并因受知于蔡元培而加入光复会。民国初，任萧山县教育科长；十六年（1927）任绍兴知县，以不善逢迎，半年即愤而辞官；二十三年（1934），受聘上海大同大学教授国学。解放后被聘任为浙江省文史馆馆员，并曾任萧山县政协常委，1962年无疾而终于故里，年90岁。来裕恂一生治学勤谨，著述闳富，可惜多半散佚。其著作先后刊印行世者有《汉文典》（1906）、《匏园诗集》（1936）、《杭州玉皇山志》（1985）、《萧山县志稿》（1991）等。
《中国文学史》的基本情况 来裕恂《中国文学史》稿本原件藏广东省中山图书馆。据来新夏先生说，他手头的复印件是中山图书馆工作人员所赠，从复印件上尚可清晰看到“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图书”的戳记。稿本上另有“杭州旧书店·古籍书店”章，以及册数、售价等，因此这份稿本应该是作者去世后流入书肆，又展转入藏中山图书馆的。《中国文学史》稿本以工楷抄写，凡三册，每册一卷：上卷（含《绪言》）61叶，中卷60叶，下卷49叶。由于誊抄时编号疏漏，稿本上卷编号无“十”、中卷无“五二”，因此该手稿实际为168叶。每半叶10行，行25字，全书总计约8万字上下。《中国文学史》虽然是抄定的清稿，但章节内容的分布略很不均匀，明显详前略后。如书中谈到古诗《孔雀东南飞》、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以及陶渊明《饮酒》、《归园田居》时，不厌其繁地全文引述；可写到南北朝以后文学时，即使一首很短的唐诗也略而不录，以至后来作者在清稿上进行修订时标有大量“注入”字样。因此，该书虽是一部首尾完整的著述，但最后成书却显示了仓促。
关于《中国文学史》的撰写时间，从作者另一著作——编年的《匏园诗集》可知：来裕恂光绪三十年（1904）端午后不久从日本归国，暑著《汉文典》成；光绪三十一年（1905）春，受聘海宁中学堂任教职；宣统元年（1909）五六月间，著《春秋通义》成；宣统二年（1910）夏，著《中国通史》成。《匏园诗集》卷十七有《暑日，予著〈文学史〉，内子尝伴予至夜分，或达旦》（卷前目录作《著文学史》）诗一首，该卷编年为“乙巳”，由此可知光绪三十一年（1905）夏天，《中国文学史》的写作已经开始。另《中国文学史》作者《绪言》后署“宣统元年二月萧山来裕恂叙于海宁中学堂”，因此该书著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至宣统元年（1909）间无疑。从前述的作者学术活动简略年表也可看出，此前或此后的时间，作者都在忙于其他著述，不大可能分心撰《中国文学史》。撰写文学史的这段时间，作者正执教海宁中学堂，根据当时教育部规定，中学堂普遍开设文学史课程，因此来裕恂之《中国文学史》，很可能是其撰写的授课讲义。另外从《中国文学史》仓促成书来看，该书有很大可能在1905年当年就全部完成了。当时作者撰写其他几部著作，也是每年一部。
《中国文学史》的主要内容 前面提到，作者曾在《中国文学史》清稿上进行了大量修改。修改稿中，原来以“国朝”命名的章节都改成了“清朝”，这种修改显见是民元以后进行的，甚至有迹象表明可能迟至建国以后的作者晚年。因此，无论是研究清末学者的文学史观，还是定位这部《中国文学史》的学术史意义，都以原清稿本更具参考价值。故我们下面将要进行的有关探讨，均以原清稿本为据。
《中国文学史》凡三卷九编，总计八十四章。九编的内容分别是中国文学之起源、诸子时代、汉代之文学、汉以后之文学、唐代之文学、宋代之文学、宋以后之文学、明代之文学、国朝之文学。作者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淫甚深，同时又大量接受新学，这双重影响使作者眼界开阔的同时，也导致了其文学观念的混乱与复杂。在这种观念指导下撰著的《中国文学史》，也显示了内容的驳杂和泛化。仅从各章的标目上我们就可看出，举凡传统的小学、经学、子学、玄学、理学、心学以及释道，甚至天文、舆地、医学、算学等，均纳入了来氏的文学史论述范畴。因此把这部“文学史”视作“学术史”，也许更名副其实。
《中国文学史》在具体撰述过程中，主要是以《文选》、《古文苑》、《唐文粹》、《宋文鉴》等所收作品为论述对象，同时大量参照《文心雕龙》、《宋元学案》、《明儒学案》、《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书的论述，对有关作家、作品进行评价，再加入来氏本人的治学心得。《文心雕龙》、《宋元学案》、《明儒学案》、《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中国古代为数不多的最具“文学史”、“学术史”品格的著述，来氏《中国文学史》选择这几部书作为撰述的主要依托，反映了其文学史家的敏锐眼光。
《中国文学史》作者的文学史观 来裕恂在《中国文学史·绪言》中指出，“远而希腊，近而欧美”，均“撷文学之精义，焕政治之明光”，因此“欲焕我国华，保我国粹，是在文学”，“盖文学者，国民特性之所在，而一国之政教风俗，胥视之为盛衰消长者也。”认为文学可以转移政治风气，关乎世道人心，并把文学与“国民性”等紧密联系起来，体现了晚清以来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文学思想的影响。
与梁启超把小说在社会上的地位推到极至相关，来裕恂对小说也给予一定的重视。虽然《中国文学史》中关于小说的论述不足千字，与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极不相称，但目前我们已知国人撰于清末的7部“文学史”（具体见后述）中，也只有黄人与来裕恂对传统小说给予了不同程度的关注。因此这不足千字的篇幅，在当时背景下已经是难能可贵了。撰写《中国文学史》之前，来裕恂著有一部《汉文典》，在这部著作中作者就已经表现出了重视小说的倾向。《汉文典》论述文体时，专门有“小说”一类，来氏在这里不但简要勾勒了中国小说的发展轮廓，而且认为“章回、杂剧终为儒者所鄙”，如此“乌足以极文章之妙”，又称“小说之文”，“自屠爨贩卒，娃妪童稚，上至大人先生，文人学士，无不为之歆动。其感人之深有如此者，盖别具一种笔墨也。”
来裕恂在其《汉文典》还中提出：“文章与时势有相关之理。”这表明他特别重视文学与时代背景。因此在《中国文学史》中，作者常常不厌其繁地大篇幅叙述一个时代的哲学和学术发展，虽然有时不免喧宾夺主，但由此也常常能引发出一些精辟的观点和结论，如发现汉代谶纬与文学的密切关系，称“唐代佛学亦为中国文学史上之一大事业”等等，这些至今于文学研究仍有启发意义。
来裕恂《中国文学史》的意义 最早的“中国文学史”的撰写是从西方开始的，这实在令国人汗颜，然而事实就是事实。早在1854年，德国人硕特就发表了《中国文学述稿》，虽然它更象一篇学术论文，但这仍是世界上最早的具有“中国文学史”品格的著作。1880年，俄国人瓦西里耶夫完成了第一部正式的《中国文学史》。此后直到1911年清王朝结束，世界范围内“中国文学史”的撰写一部接着一部，主要有：日本古城贞吉《中国文学史》（1897）、日本笹川临风等《中国文学史》（1898）、日本笹川种郎《中国文学史》（1898）、日本儿岛献吉郎《中国大文学史》（1899）、英国查尔斯《中国文学史》（1901）、德国顾路柏《中国文学史》（1902）、日本日久保得《中国文学史》（1904）。
就在日本人不断撰写“中国文学史”的同时，国人也受其影响开始了中国文学史的著述，并在20世纪第一个10年的中期，形成“中国文学史”撰写出版的第一个高潮。据记载，光绪二十三年（1897）窦警凡脱稿《历朝文学史》，这是目前已知最早的中国人撰述的“中国文学史”。该书光绪三十二年（1906）作为南洋师范课本铅印出版。光绪三十年（1904）六月，林传甲《中国文学史》出版；同年，王哲甫《中国文学史》出版。几乎与林、王二人同时，黄人也开始了《中国文学史》写作，并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前后印行。宣统元年（1909），张德瀛《中国文学史》出版。1911年清王朝结束前，许指严也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其编写的 《中国文学史》。这些就是目前我们所能知见的早期文学史。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来裕恂光绪三十一年（1905）始撰的《中国文学史》，正是“中国文学史”撰写出版第一个高潮时的产物。因此，来氏文学史的价值，主要并不在于其“史识”的高下，而在于它已经与其他几部文学史一起，成为早期“中国文学史”撰写的一个“标本”。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些“文学史”的“标本”都是不成熟的，体现出了共同的幼稚以及复杂乃至混乱的文学观念。然而不容忽视的是，这些早期的“中国文学史”已经显示出了中国学术研究从传统向现代转化的端倪，只有解剖这些“标本”，才能更科学地把握早期“中国文学史”的总体风貌，才能更加清楚地认识中国学术研究从传统向现代转化所走过的艰辛道路。不管怎么说，来裕恂《中国文学史》能够以稿本形式历经近百年曲折保存至今，这本身就是值得学人庆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