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世界各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反思
自二十世纪末以来，人类面临严重的资源危机、环境危机，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产生的对资源与环境的需求超出了地球生态系统资源与环境的供给能力。资源枯竭，尤其是石油、天然气的枯竭，将使人类的生存、发展面临着极其严重的挑战。1968年，罗马俱乐部的科学家们发表了《增长的极限》，在全球学术界和政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自此，国际机构、各国政府和学者就资源环境危机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就可持续发展战略达成了很多共识。
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和各国政府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和发展战略，主要具有下述内容：第一，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公平性原则，包括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持续性原则，强调资源的永续利用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共同性原则，强调实现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共同的道义和责任。第二，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是资源的持续利用。为实现这种持续利用，提出了最低安全标准，即社会使用可再生资源的速度，不得超过可再生资源的更新速度；社会使用不可再生资源的速度，不得超过作为其替代品的资源的开发速度；社会排放污染物的速度，不得超过环境对污染物的吸收能力。第三，可持续发展战略方面，除芬兰、瑞典、挪威、德国等少数发达国家外，各国都把环境保护放在可持续战略的优先地位，强调运用环境税、产权界定等经济手段及行政手段、法制手段来保护森林、淡水、耕地、海洋、大气免受各种有毒物质的污染。第四，相信市场激励与科技进步能自动解决可持续发展面临的环境问题、资源替换问题。认为市场机制可通过资源价格的变动反映资源的稀缺状况，一旦资源面临枯竭，资源价格上涨会促使人们寻找替代资源，而科技进步为资源替换提供了技术手段。第五，在工业领域推广清洁生产战略。所谓清洁生产，就是工业生产中通过产品设计、原料选择、工艺改革、技术管理、生产过程内部循环利用等环节的科学化、合理化，最大限度地减少生产废弃物。循环利用生产中排放的废弃物，变废为宝，减少污染。第六，建立了可持续发展核算体系，用以评价各国可持续发展的状况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上述对世界可持续发展思想、战略的内容概括可能不全面，但并不妨碍我们就它的主要方面作出评价。由于对全球资源、环境危机的性质和根源缺乏正确认识，以西方为代表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存在着以下缺陷：第一，看不到造成非持续发展的主要根源在于，私人资本利益主导下的大工业生产方式，使经济增长建立在对资源的掠夺性开采和索取上，经济发展采取高增长、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发展模式，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失衡和环境破坏。各国虽然对高投入、高消耗的生产模式和浪费型的高消费模式进行了批判，但没有意愿和能力改造这种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相反，各国政府仍旧以追求经济增长为中心，竭力不损及目前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第二，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建立发展的可持续资源和环境基础。各国很重视环境问题，却低估了资源危机的可能性和严重性，没有建立可信的资源替换战略或者资源代际分配计划，对资源可持续利用缺乏具体的对策。美国政府的资源战略，仅仅是全力发展强大的高技术军事力量来保障自己的资源和能源安全。最近，布什政府不顾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目的就在于控制世界石油资源，以达到称霸世界和保障自己能源供应的目的。欧盟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带有资源色彩，但只限于降低不可更新能源（石油、天然气等）的消耗，发展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只强调对生物多样性和其他重要资源的保护，而没有应对资源危机的全面的资源替代战略。这说明西方忽视了一定阶段和一定的技术水平下，爆发资源危机的可能性和现实性。第三，盲目相信自发的科技进步能解决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资源问题、环境问题，忽视了现实中科学技术对资源与环境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是最终解决资源与与环境问题的手段。另一方面，在科技进步完全服从资本利益时，它在推动生产力向前发展和社会财富增长的同时，由于其巨大的杠杆作用，会迅速消耗大量宝贵的资源，对环境造成严重的污染。认识上的片面性导致实践上的盲目乐观，各国政府都缺乏应战资源与环境危机的科技发展战略和发展规划。第四，发达国家的可持续战略忽视了世界人口的增长对全球生态系统所构成的压力，尤其是忽视了发展中国家庞大的贫困人口——占世界人口1/3——靠种植、采集或捕捉食物过活，直接破坏了自身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环境，成为生态危机的重要原因。发达国家和它们主导的国际机构，对发展中国家的扶贫和发展援助不够，对世界人口增长的控制重视不够。不仅忽视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甚至推行生态（环境）标准，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设立种种贸易壁垒，损害这些国家的发展，削弱了这些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我国有学者认为知识经济就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显然，不论是教育、科研、咨询、策划等知识产业还是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和航空航天技术所孕育的大量高科技知识密集型产业，将大大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是，知识经济不能取代物质经济使人类进入虚拟经济时代，二者是相互依存又相互独立的部分。随着人口规模扩大和人类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随着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推进工业化的进程，世界农业、工业等物质生产部门的规模还会继续扩张，对资源与环境的消耗还会继续增长。知识与技术只能节约资源的使用和消耗，延缓危机的到来。也就是说，知识经济只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仅仅依靠知识经济的发展，是不能全面应对人类面临的资源和环境危机的。
总之，以西方为代表的、现有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是短视的、消极的、片面的。仅仅用发展知识经济的办法作为可持续战略的根本途径，也同样是消极的、危险的。人类需要制定更积极的、富有远见的、全面的战略，才能有效地渡过难关。
二．制定可持续的科技发展战略，是最终化解危机的手段
科学技术在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中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它是最终解决资源、环境危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手段和途径。面对即将到来的能源危机，必须制定可持续的科技发展战略，为化解危机作好充分的准备。
首先，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科技进步会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扩大生产的可能性边界。如节能技术、节材技术、节水技术、科学的种养技术，会节约各种资源、能源，减少废弃物的排放。而资源、能源的低消耗又会延缓资源危机的到来，减轻废弃物的排放对自然环境的污染。科技进步还会导致一大批高新技术产业的诞生和教育、科研等知识产业的发展，拓展产业发展的空间。如信息技术的发展带动微电子产业、通信产品、计算机等电子产品的制造和发展，带动软件、信息传播、信息咨询与信息服务业的发展，成为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主导产业。生物技术将分离出生物农业、生物化工、生物材料、生物能源、生物制药、生物食品、生物信息等十余个门类的技术，并孕育出众多的生物产业。21世纪类似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的高新技术还有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航空航天技术等。这些高技术产业和知识产业的发展，不仅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成为21世纪最有前途的主导产业，而且会促使资源消耗型 的经济体系转换为资源节约型经济体系。
其次，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是资源的可持续。当经济发展所依赖的资源尤其是不可再生资源枯竭时，必须及时找到替代资源，尤其是用可再生资源替代不可再生资源。从长远看，非再生资源终究要枯竭，物质生产所依赖的资源、能源终究要向可再生资源和能源转换。而科技进步是寻找替代资源、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终手段。
最后，保护生态环境、治理环境污染，要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如环境化学、分析化学、生态学的发展，为人类认识环境问题提供了科学依据。而生态技术、清洁生产的工艺技术，各种有毒物质的分离技术、节能节材技术，则大大减少了生产过程中排放的各种废弃物和有毒物质，或者直接为环境的治理提供了技术手段。此外，地球科学和空间遥感技术在探测自然资源、监测自然灾害和环境恶化方面，有着巨大的应用前景。
可持续的科技发展战略，必须把新能源技术和生物技术的开发放在首位。因为，在二十一世纪，最紧迫、对人类生存影响至为重要的资源危机是生化能源危机。石油、天然气、煤炭等生化能源的可开采时间不太长久。一旦枯竭，目前技术条件下替代石化能源的可再生能源——水电、风力发电、地热能发电、潮汐能反电及生物质能，远远不能满足现代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城乡居民生活对能源的需求。而太阳能、氢能、核聚变能等潜力巨大的新能源，其利用技术还远不成熟，离商业用途还十分遥远。如作为地球最后、也最有潜力的可再生能源——太阳能，其大规模利用技术、尤其是储备技术，短期内还无法开发出来。因此，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化解能源危机，必须大力开发新能源技术。此外，矿物燃料（石化能源）是地球气候变暖、灾害频繁发生、臭氧层被破坏的主要原因。如果人类能开发出包括太阳能、氢能、核聚变能和生物质能等无害环境的新能源利用技术，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地球环境状况将得到根本改观。
石油、天然气、煤炭还是重要的化工原料。目前，全球大约1/3的生化资源被用作化工原料，而非动力原料或燃料。各种工业原料，比如重要化学纤维、化学材料，及农业生产大量使用的化肥、农药、农膜，都依赖于石油、天然气、煤炭等化工原料。生化资源的枯竭，不仅打击能源供应和化学工业的发展，而且导致化肥、农药供应中断，农业大规模减产，形成全球性食品危机和饥荒。而生物技术的发展，既可从生物质中提取各种生物质原料，以替代石化原料，满足工业原料的需要；又可通过开发各种生物肥料、生物农药，如种植固氮作物、开发固氮微生物、用生物技术抑制农作物的病虫害，来满足农业发展的需要。因此，防止农业危机、尤其是粮食危机，必须紧紧依靠生物技术的发展。生物技术的发展还将使人类摆脱以大型农业机械为代表的石油农业的道路，使农业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总之，生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最终离不开科学技术。我们应根据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需要，制定可持续的科技发展战略，重点发展新能源技术、生物技术及清洁生产的工艺技术、资源循环利用技术、生态环境技术，以保证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三、突破资本利益的限制，建立可持续发展的调节机制
可持续发展的调节机制，是计划调节机制。
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市场调节机制，能有效地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保证生产要素配置到最需要它的部门、地区和最有竞争力的企业，形成合理的产业结构和资源的高效利用。同时，以私有产权制度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制度能鼓励人们为追求自己的利益而努力工作，最大限度地激发人的创造性，激励企业的创新和发展，从而推动生产力向前发展。因此，市场调节机制是到目前为止最有效的促进经济繁荣与进步的机制。
但是，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市场调节机制，在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有着严重的局限性：它能有效地激励私人企业提高生产效率，却不能有效解决私人企业经济活动带来的外部性及其对环境的影响。私人资本通常急功近利，不仅不会关心可持续发展这样长期性、全局性的问题，反而以掠夺资源、牺牲环境为代价去追求自己的利益。垄断大资本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常常阻挠国际社会保护环境的努力，使人类在应对全球性资源、环境危机时处于滞后、被动的状态。
从长远来看，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伴随着新的替代资源的开发利用及对环境破坏很少的生产方式的出现，地球对人口的承载能力，资源环境对经济活动的负荷能力会不断扩大。但是，技术进步的速度并不是总能赶上经济增长对资源环境的耗竭速度。因为技术的进步受到人类认识能力的限制。有些技术的发明、创造只需要数月或数年的时间，而有些重大的技术突破可能需要数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因此，科技进步的自发发展不一定能及时实现资源替换、保证危机的解决。相反，在一定的时期和一定的技术水平下，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存在着无法突破的极限。此时，为保证人类免受危机的打击，必须由政府实施计划调节。
第一，为保证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有必要利用计划手段对可使用的资源总量在各年度间实施计划分配。计划调节的目的在于防止再生资源的过度损耗或非再生资源的过快耗竭，以保证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首先，对具有战略意义的不可再生资源，根据其替代速度在一定时期内实施计划配置，限量开采，以保证这些资源可满足一定时期内经济发展的需要。每年开采、投入的资源总量都是根据计划确定的。对资源的开采实行许可证制度，以利于政府的监督与控制。同时，政府干预生产过程，对大量消耗这些宝贵资源的产业发展实施严格的限制，以保证资源用在最需要的地方。比如，当石油、天然气资源日益枯竭时，一方面政府应按时间对石化资源进行代际配置，逐年限量开采；另一方面，石油、天然气是最重要的能源，且是生产化肥农药最重要的原料。应该优先供应工业必需品生产、交通运输和粮食生产的需要，而限制耗能大、属于高消费性质的产业对能源的消耗。其次，对可再生资源，比如森林资源、水资源、渔业资源，则根据其更新的规模和速度，实施计划调节和限量开采，以保证这些资源的消耗速度不超出它们的更新、恢复速度。例如，根据林木的成长速度计划每年最大的采伐量，对渔业资源在繁殖季节实施停止捕捞和休养生息的制度，对水资源实施节约用水，同时在各地区之间统一调度、公平分配。
但是，计划调节主要是总量调节，它并不否定市场调节的作用。当资源逐年限量投放使用后，这些资源在各部门、企业或居民消费者间的配置，一般由市场来调节。计划调节是为了实现资源的代际配置，体现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市场调节可以保证资源在代内的合理分配，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先有计划调节，后有市场调节；先有代际之间的资源配置，后有代内分配。市场调节首先要服从计划调节。
第二，森林、草原等植被是生态系统的核心。为保证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稳定，恢复生态平衡，有必要利用计划手段，由政府提供各种优惠措施，鼓励植被遭到破坏的地区，退耕还林、还草，蓄洪区退耕还湖；发展生态林和经济林，进行生态建设。改革资源的产权制度，明确资源产权，促进资源的保护、恢复、建设和合理开发、利用。
第三，利用计划手段调节生产，实施清洁生产战略，减少各种废料的排放，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调整产业结构，限制大量消耗资源与能源的汽车、空调产品和产业的发展。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人口只占世界的1/4，而能源消耗占世界的3/4，原因在于这些国家拥有大量的小汽车，需要消耗大量的石油产品。如果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也都普及家用小汽车，世界能源还能开采多久？
调节生产，大力发展资源消耗低的高新技术产业、知识产业和服务业，建立资源节约型经济体系。这些产业赖以依靠的知识和人力资本是可再生资源，同时又具有收益递增的效应。它们的发展，，不仅使经济发展建立在知识、劳动力资源等可再生资源的基础上，降低了自然资源的消耗，而且拓展了产业发展的空间，提高了就业水平，有利于公平分配收入。
调节生产必须大力发展水电、风力发电等可再生能源产业，降低非再生能源的比重。同时，大力发展农业生物技术和生态农业。通过生物技术代替化肥、农药，即利用生物固氮或生物肥料供给作物肥料，用生物技术控制、防治作物病虫害。发展生态农业，使农业生产充分利用土地、水、光、热资源，实现农业资源的多层次综合利用和农业剩余物的再循环利用。生物农业和生态农业不仅为人类提供无毒无害的绿色产品，而且能为工业提供生物质能源（酒精、甲醇等）和生物质原料，满足部分工业对能源、原材料的需要。生物农业、生态农业将因为它的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和绿色产品，成为21世纪最有希望的新兴产业、主导产业。粮食危机也将化解，农民的收入水平也将大幅提高。农村、农业将从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的衰败颓势中扭转过来。为农产品的生产、加工、贸易提供各种技术服务和人才培训的新型城市——农商城市，将成为城市化过程中最具活力的聚集经济体之一。发展中国家有可能消除二元经济结构，在新的产业基础上实现城乡一体化。
第三，利用计划手段调节收入分配和消费。在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中，各国对财富的占有和分配是不平等的。而地球资源总量是有限的。如果人类对资源和财富占有不平等，现有的资源永远不能满足人类的需要，尤其是贫困人口的需要。通过计划手段建立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和社会保障制度，既能满足全人类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又能抑制人们对财富的无止境的追求，抑制人们对资源、环境的掠夺和贪婪。
资本利益主导下的消费模式，是浪费资源的高消费模式。在这里，人们拼命地追求享受，追求物质财富。消费不仅仅是为了保障劳动力的再生产，也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个人发展的需要。在这里，消费是为资本的扩张、市场的开拓服务的。特别是当社会需求不足时，各国政府会用凯思斯主义的政策，来刺激消费、启动需求，而不管消费的对象是否必要，是否浪费资源。消费充分体现着资本的利益。利用计划手段调节消费，首先要转变以物质财富为中心的消费观念，用经济手段抑制汽车等高耗能、高耗材产品进入私人消费领域，使人们满足基本的衣、食、住、用消费后，高层次消费转向资源消耗少、节能型的服务消费，发展能增加人力资本积累、提高个人能力和素质的教育培训消费、医疗保健消费、体育消费、文化娱乐消费，将个人的消费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育结合起来。
四．实施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促进发展中国家的扶贫开发
造成全球资源、环境危机的根源之一，就是工业革命以来人口的爆炸性增长。随着产业革命的扩散，物质财富的增加，食物、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近二百多年来，世界人口，尤其是最近半个世纪以来发展中国家人口快速增长，对全球生态系统形成日益巨大的压力。
据统计，世界人口在20世纪的100年里，人口翻了两翻，达60亿，现在每年仍以8000万至9000万的速度增长。至2025年，世界人口将超过80亿；到2100年，可能超过149亿。人口的急剧增长，必然超越自然生态的承载能力，加快资源环境危机、能源危机、粮食危机的到来。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资本、技术缺乏，传统农业在经济中所占比重大，贫困人口多，只能依靠简单劳动、传统技术和小片土地生存，直接依赖自然界提供食物和燃料。结果，毁林造田、滥砍滥伐、过度放牧、过度捕捞，对森林、草场进行掠夺式开发，破坏了自然生态环境，导致森林消失、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草场退化，物种锐减，水产资源枯竭，形成人口增长、贫困和生态退化之间的恶性循环。
因此，必须通过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使人口规模控制在资源与环境可以承受的极限之内。在控制人口数量的同时，大力发展教育、医疗保健，增加人力资本积累，提高人口的质量；通过扶贫开发，消除贫困与生态的恶性循环，为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条件。
总之，世界经济和人类生存面临的危机表明，要实现可持续发展，我们必须制定积极的、全面的、有远见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不仅要有有远见的科技发展战略，还应有政府的计划调节、对人口增长的控制等。显然，西方世界即使可以通过政策手段和法律手段消除市场运行的外部性，减少环境污染，却不能摆脱资本利益的束缚，限制生产、限制不合理的高消费，实现资源总量的计划调节和代际公平配置；而盲目相信市场机制和科技进步能自动解决资源代换，证明它们是何等的消极、短视：一旦技术进步不能解决资源替换、能源替换的问题，危机就会爆发。美国政府在对待全球可持续发展和环境问题上的立场，说明它只服从于大资本的眼前利益，没有长远的眼光，也证明西方世界无力解决工业文明的危机。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不否定市场调节配置资源的优点的同时，坚持对经济发展实施计划调节。面对21世纪的危机，我坚信，中国政府，也只有中国政府，能够超越私人资本利益的束缚，有能力担当起可持续发展的重任。
参考文献：
[1] 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40页。
[2] 刘思华主编，《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78-184页。
[3] 上海《支部生活》编辑部、上海三联书店编，《生命，农业》，《科学技术的现在与未来》（丛书），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108、112-115、155-156页。
[4] [德]赫尔曼·舍尔，《阳光经济》，黄凤祝、巴黑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25、31、75-80页。
[5] 黄润华，《人口与资源》，钱易、唐孝炎主编《环境保护与持续发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7页。
[6] 刘思华，《绿色经济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第15页。
[7] 杨川，《国际可持续发展战略评价和比较》，王伟中主编，《国际可持续发展战略比较研究》，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555页。
[8] 李平，《知识经济与产业革命》，经济管理出版社，1999年第39页。
[9]] 庄子银，《新增长理论的兴起和发展》，谭崇台主编《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 3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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