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必要亲自渡河,但张将军明知必死也亲自渡河与日寇决一死战,具体原因如下:
1933年3月4日承德失陷后,张将军的二十九军奉命赴喜峰口阻敌,冷口防务交商震部接替。3月7日,张自忠与冯治安抵达遵化三屯营与日军激战七日,日军无法获胜,转而将主攻方向转到罗文峪方面。张自忠、冯治安将三十七师刘景山二一九团和三十八师祁光远二二八团调往罗文峪方面,归刘汝明师长指挥。战斗结果,日军再遭败绩,狼狈撤退。这是抗日战争前期中国军队少有的胜利之一。但由于蒋介石此时的主要注意力仍放在“围剿”共产党和红军上,长城防线兵力薄弱,日军从冷口突破商震部防线,攻入长城以内,继而占领迁安,二十九军陷于腹背受敌、孤立无援的境地,被迫放弃喜峰口、罗文峪阵地,向西南方向退却。国民政府加紧向日军谋求停战,最终被迫同日方签订了屈辱的《塘沽协定》。
1937年2月国共议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7月7日,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事变发生时,张自忠在北平卧床治病,高级官员中惟有北平市长秦德纯主持工作。10日夜里,日军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与日本驻平陆军助理武官今井武夫会见张自忠,无功而返。蒋介石议和,平津舆论界一度认为张自忠为“汉奸”。8月6日,张自忠偕副官廖保贞、周宝衡躲进了东交民巷德国医院;同时通过《北平晨报》等媒体发表声明,宣布辞去所有代理职务。8日,北平沦陷。9月3日,张自忠逃离北平。
1938年张自忠将军所部第77军179师师长何基沣驻防洋坪时,对蒋介石消极抗战极为不满,导致其手下多名将领被陷害致死。
以上原因,张将军不想对日寇一让再让,不想让国人戳脊梁骨,张将军,英雄也!
抗战全面爆发前,日本为确保“满洲国”的军事安全,向国民政府要求在华北建立“非军事缓冲区”,双方退出华北。经过艰苦的谈判,双方协议,华北只留驻一支军队,即宋哲元驻守京津的第29军,当时的张自忠少将是第38师师长。
那时,蒋介石给这支军队的训令是,“忍辱负重”,不主动打仗,也不放弃华北,与日军做长期周旋。在华北危亡的复杂局面中,张自忠被先后任命为察哈尔省主席和天津市长,艰难维系着苦涩的和平。对于民族自尊心极强的人,这种痛苦可想而知。
卢沟桥事变后,第29军奉命南撤保定。与此同时,为了疏散和安置没能随军撤离的军人家眷,保京津不受重大损失,宋哲元任命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北京市长,与敌敷衍,拖延时间。
张自忠成了众矢之的,1937年后半年的报纸,多在痛骂他“卖国变节”,一律称之为“张逆自忠”。对此,张自忠始终保持缄默,估算着第29军向目的地有序撤离的时间,努力使京津免于屠城。等到日军要求他通电反蒋时,已完成拖延的任务的他断然拒绝,称病躲进德国医院,然后逃往天津,再换乘英国轮船去青岛,准备经济南前往南京。而他一到济南,就被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当汉奸拘押,送往南京。
身先士卒以身殉国
1938年,张自忠代理第59军军长,这位身背骂名的将军,早已抱定决心与日军死拼殉国,洗刷民众对自己的误解。
1940年,日军发动枣宜会战,集中30万兵力,猛攻湖北襄樊,张自忠的机会终于来了。张自忠在襄河东岸打了1场胜仗后撤回西岸,与敌对峙。作为集团军总司令,他本不必亲自率部作战,但他不顾部下的再三劝阻,坚持渡河作战,1940年5月6日晚他致书副总司令兼77军军长冯治安称,“因为战区全面战争之关系,及本身之责任,均须过河与敌一拼,现已决定于今晚往襄河东岸进发,到河东后,如能与38师、179师取得联络,即率两部与马师不顾一切,向北进之敌死拼。若联络不上,即带马师之三个团,奔着我们最终之目标(死)往北迈进……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至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
张自忠率2000多人东渡襄河,一路奋勇进攻,将日军第13师拦腰斩断。日军随后以优势兵力对张自忠所部实施包围夹攻。张自忠毫不畏缩,指挥部队向人数比他们多出一倍半的敌人冲杀10多次。日军伤亡惨重。
15日,张自忠率领的1500余人被近6000名日寇包围在南瓜店以北的沟沿里村。当日上午,日军发动进攻,敌我力量极其悬殊,战斗异常惨烈。至下午3时,张自忠身边士兵已大部阵亡,他本人也被炮弹炸伤右腿。此时,他已撤至杏仁山,与剩下的十几名卫士,将蜂拥而至的日军阻于山下达两个多小时。激战至16日拂晓,张自忠部被迫退入南瓜店十里长山。日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中国军队的阵地发起猛攻。一昼夜发动9次冲锋,张自忠所部伤亡人员急剧上升。
一直疾呼督战,午时他左臂中弹仍坚持指挥作战。下午2时,张自忠手下只剩下数百官兵,他将自己的卫队调去前方增援,身边只剩下高级参谋张敬和副官马孝堂等8人。
不久,大群日兵已冲到面前。根据日方资料,日军第四队一等兵藤冈是第一个冲到近前的。“突然,从血泊中站起来一个身材高大的军官,他那威严的目光竟然使藤冈立即止步,惊愕地愣在那里。冲在后面的第三中队长堂野随即开枪,子弹打中了那军官的头部,但他仍然没有倒下,清醒过来的藤冈端起刺刀,拼尽全身力气猛然刺去,那军官的高大身躯终于轰然倒地”。此时是1940年5月16日下午4点。
这么说吧:指挥官是分前线指挥官型跟作战参谋型的。曼施坦因就是典型的参谋家型指挥官,在离战线较远(当然还是前线,只不过不是到前头去罢了。)的地方总筹战争的走向局势。隆美尔是典型的前线指挥官,他最喜欢的就是跟亲卫兵开着车亲自去前线观察战场的一举一动并立刻做出指挥改变。
张自忠的指挥能力,说实话也就那样子了——我尊重每一个烈士,但能力要客观评价的。他亲自渡河也是为了更好的了解局势,因为在装备实力不如日军的情况下只有更快地作出战略部署才有获胜的可能性。所以我个人认为还是有必要的。如果不渡河的话,说不定战争已开始就输了。
当时部队已经打光了,张自忠将军带领敢死队亲自上阵,这不是需不需要的问题,这是民族唯亡之际,如果人人都怕死,我们国家还有救么?我最反感我们这些后人质疑前人的决定,不管怎样,我们都没资格,这个道理能懂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