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伴随着三次科技大革命,曾经出现过三次重要的战略机遇期。 第一次战略机遇期可以追溯到公元15世纪末期,以1500年当作分界线,以大航海与地理大发现为标志。哥伦布和麦哲伦的“地理大发现”,为欧洲提供了发展的强大动力。此后,欧洲开始进入工业革命、文艺复兴、宗教革命的活跃时期,创造了“欧洲奇迹”。欧洲紧紧抓住这次机会,在此后的两三百年中,完全改变了人类历史。欧洲第一次领先于东方。 第二次战略机遇出现在19世纪末期,日本紧紧抓住了这个难得的良机。成为惟一搭上西方工业革命快车的幸运者,在短短的几十年中就迅速改变了原来大大落后于中国的状况,在与中国的竞争中打败了中国,成为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的世界大国,也是惟一的非西方大国。 在第一次战略机遇期中,中国的条件并不差。郑和下西洋是在15世纪初叶,比欧洲大航海更早,航程更远,使用的仪器更先进,出海的船只更大更坚固,使用的人员也更多。然而腐朽的封建统治者完全没有也根本不可能意识到这是发展中国的绝好时机,最后以一道圣旨叫停而告终。 在第二次战略机遇期中,以洋务派为中心力量的改革派在发展军事力量方面也付出了很大努力。当时北洋水师的总吨位、铁甲的厚度及装备的大炮,并不比日本海军逊色,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改革方式并没有触动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的根本,甲午海战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使中国失去了难得的一次赶超世界列强的机会。 第三次战略机遇期是在二战以后,世界进入了美苏对峙的冷战时期。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与苏联结盟,顺利的进行了第一个、第二个五年计划,初步建成了中国的工业体系,成功发展了自己的核力量并发射人造卫星;在20世纪70年代又与美国改善关系,开始利用美国和西方的资金技术和市场来发展中国。使中国成为世界多极化趋势中一支重要的力量。 然而,在世界经济蓬勃发展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实现了工业化以后,开始向“信息化”和“知识经济”转型。这就给我们周边的国家和地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条件。香港、台湾、新加坡、韩国实现了经济起飞,逐步发展成亚洲的“四小龙”。而我们却把大量的精力浪费在内乱上,搞自我封闭,中国又一次失去了发展的良好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