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古典增长模型和经济因素

　　摘 要： 本文对三个阶段的经济增长理论——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增长理论分别做出阐述。以此为理论基础，对拉动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制度因素、消费因素、投资因素、贸易因素、知识因素和人力资本因素等加以分析，最后得出必须加强宏观调控和结构调整的结论。��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至今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自1979年到2004年中国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为9.6%，2004年、2005年和2006年更是分别高达10.1%、9.9%、10.7%，远高于2.8%的同期世界平均年增长率。2006年我国GDP达到20.94万亿元，居世界第四位；2006年人均GDP突破2000美元。这样的增长速度，在人类经济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一、经济增长理论�

　　古典经济学理论的鼻祖斯密认为，促进经济增长有两种途径：一是增加生产性劳动的数量；二是提高劳动的效率。两种途径中劳动效率的提高更重要，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取决于分工程度和资本积累的数量，因此分工协作和资本积累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因。李嘉图认为长期的经济增长趋势在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下会停止。马尔萨斯则认为人口增长与产出增长是不同步的，以人均产出表示的经济增长会受到人口增长的限制，人口增长取决于人均收入，在经济系统之外要采用限制人口增长超过经济增长的政策。可见，古典经济学家们已经指出了经济增长的动因：资本、技术、土地、分工，也注意到了自然资源在增长中的特殊性。�

　　19世纪后半叶，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兴起。马歇尔认为，人口数量的增加、财富（资本）的增加、智力水平的提高、工业组织（分工协作）的引入等，都会提高工业生产，促使经济增长。这些因素对厂商生产的全体影响表现为收益递增。所以，经济增长与收益递增相联系。熊彼特使用“创新”概念来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认为创新就是企业家对生产要素实现的新组合，包括：引进新产品、采用新生产方法、开辟新市场、获取新资源、建立新组织等。基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哈罗德和多马分别独立地建立了经济增长理论，即哈罗德—多马模型。该模型的关键假定是劳动和资本两种生产要素不能相互替代，在储蓄率、人口增长率不变且不存在技术进步和资本折旧的情况下，得出经济增长率为G=s/v，其中s为储蓄率，v是资本与产出比。该模型的结论是：经济增长率随着储蓄率的增加而提高，随着资本与产出比的扩大而降低。索洛、斯旺、米德和萨缪尔逊等人提出了新古典增长模型，其核心是关于总量生产函数性质的三个假设，即规模收益不变、生产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减和生产要素之间的可替代性。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过程体现为资本积累过程，而决定资本积累的因素是投资的收益率。在规模收益不变的条件下，人均收入唯一地取决于资本与劳动比率，只有这一比率不断上升时，人均收入才能持续增长。另一方面，投资的收益率等于资本的边际收益。与人均收入一样，资本的边际收益也唯一地取决于资本与劳动比率，由于要素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存在，资本的边际收益率将随着资本与劳动比率的增加而不断下降。索洛等人还指出，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从长远来看，是技术进步，而不是资本积累和劳动力的增加，因此新古典增长理论并不能保证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1986年罗默的“收益递增和长期增长”和1988年卢卡斯的“论经济发展的机制”这两篇里程碑式的论文为标志，新经济增长理论开始形成。罗默提出了一个含有外溢性、物质产出收益递减和新知识生产收益递增的竞争性均衡增长模型。他认为生产要素应包括四方面：资本、非技术劳动、人力资本和新思想。其中，新思想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卢卡斯以物质资本积累和技术变动、人力资本以及专业化人力资本三个模型为依托，构建了一个内生的增长理论框架。他将人力资本作为一个独立的因素纳入经济增长模式，运用更加微观的、个量的分析方法，将舒尔茨的人力资本和索洛的技术进步结合起来，视人力资本积累为经济长期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并使之内生化、具体化为个人的、专业化的人力资本，认为只有这种特殊的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的积累才是增长的真正源泉。�

　　二、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诸要素分析�

　　各种经济增长理论各有其特色，也有其局限性，我们必须把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分析我国的经济增长。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持续增长是多个方面综合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制度因素。制度因素是一国经济增长的环境性因素。斯密最先看到了制度因素的重要性，新经济增长理论也论述了制度这种“软”的动力因素。制度是经济增长主要内生变量之一。库茨涅茨认为，生产的发展取决于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之所以得以发挥作用又取决于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调整。制度因素对于近20多年来中国经济的增长更具有决定性意义。这期间，中国经历了四次制度创新：1978年开始并逐渐推行全国大部分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80年代开始的国家实行支持、保护非国有经济发展政策；1992年开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2003年以来正在进行的产权制度改革。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产生了无与伦比的体制效应，迅速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使中国经济进入建国后前所未有的黄金增长期。�

　　2、消费因素。消费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我国国内市场广阔，增长潜力巨大，这是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原因。1984年之前我国处于消费数量扩张阶段，居民消费的基本特点是解决温饱问题，人们几乎对所有品类的必需品都有着强烈的需求，集中表现为在原有消费结构下进行平面型的数量扩张。1984年以后，我国居民开始进入以追求消费质量、档次为中心内容的质量充实阶段。这一阶段以恩格尔系数持续走低为特征，2005年我国城市居民的恩格尔系数是36.7％，农村居民是45.5％。居民消费中，对食品、衣着和家庭设备用品和服务的消费比重有所下降，而对医疗保健、交通通讯、教育文化娱乐和居住的消费比重有所上升。其中，交通通讯消费比重上升最快，其次是教育文化娱乐服务和居住。近年来，居民对汽车、住房等高价消费品的需求正在逐渐增长。消费成为产业结构升级、国民经济结构变革的基本力量，并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决定性的带动作用，如80年代消费对GDP的贡献平均高达68％，90年代后，投资和外需增加很快，消费需求的作用下降，但消费需求依然举足轻重，平均达到55％。�

　　3、投资因素。经济增长中必须有资本的增加。在经济增长中，一般的规律是投资要大于人口的增加，即人均资本量是增加的。在经济增长的开始阶段，投资所作的贡献是比较大的。许多经济学家都把资本积累占国民收入的10～15%作为经济起飞的先决条件，把增加资本作为实现经济增长的首要任务。在我国当前的具体国情下，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之主。投资包括政府投资、民间投资和外商投资三部分。长期以来，政府投资一直是我国投资的主体。政府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发行国债等宏观政策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的增长。我国的民间投资也呈现迅速上升趋势。就当前的数据资料来看，除去外商投资，政府投资占投资总量的比重尚不到20%，民间投资占投资总量的80%多，其中将近一半左右是非国有经济投资。随着个人收入水平的提高，民间资本积累能力的相应提高，再加上金融体制的完善，民间融资渠道的拓展，民间资本开始迅速扩张起来。外商投资更是高速增长。20多年来，我国吸收的外商投资由80年代初每年不到10亿美元，增加到2004年全年的606亿美元，20年增长了60多倍。国内投资与储蓄关系密切，连续多年的高储蓄率对于维持我国高投资增长率，起到了重大作用，从而支撑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4、贸易因素。贸易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也是社会分工和生产发展的必然结果。各种经济增长理论都非常注重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推动。1978年我国实行开放政策，对内逐渐打破地域限制和地方保护造成的条块分割，渐趋形成了统一开放的国内市场。在全国范围内的资源配置极大地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对外贸易在量上、质上都有了显著的变化和提高。在“以质取胜”和“科技兴贸”战略指导下，20多年来我国外贸出口取得了超常规的增长，形成了一大批拳头出口商品，出口到国外的产品达7000多个税号品种。多年来，我国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推动了许多产业的技术改造和结构调整。对外贸易的增长不仅拉动了社会总需求，促进了经济增长，而且使一大批企业在参与国际竞争中学会遵守国际经济惯例，追求效率和盈利，反过来促使国内进一步改革经济体制，完善法制，转变政府职能，改变宏观经济管理办法，以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

　　5、知识因素。知识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也是新经济增长理论特别论述的因素。按照新经济增长理论，知识不具有物质性，可以被复制、使用、传播；知识随着使用规模的扩大、市场范围的扩大，其价值随规模成比例地、甚至以更高比例地增长；“新知识、新想法”可以重新调度安排既有的资源配置、既有的制度设置、既有的生产过程等，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经济增长正是从这种“新想法”的运用当中产生出来：使生产过程从低效变为高效，使产品从一般变为新颖，使制度不具有刺激人们积极性到极具效率。伴随着改革开放，我国的技术创新(包括技术引进和技术转化)体制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近些年来，我国经济结构处于升级阶段，科研发展给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增长点，尤其现在大力发展高技术产业，给国民经济发展提供着新的发展空间。技术进步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90年代以前较低，1979~1982年和1989~1990年间为负值，但90年代以后则明显提高，1992以后技术进步贡献率高于30%。�

　　6、人力资本因素。卢卡斯的新经济增长理论把人力资本作为经济长期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认为只有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的积累才是增长的真正源泉。国内外经济发展实践证明，人力资本是推动现代经济增长最根本的、最有潜力的因素。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入和积累，有助于高端人才的培养和发展，增加知识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人力资本的增加主要是劳动力质量的提高，也包括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劳动力质量的提高是劳动力文化技术水平和健康水平的提高。人力资本是劳动力数量与质量的统一。我国在80年代经济增长的初期，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获得了巨大成功。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劳动力质量也大幅提高。我国现有具有大学历的劳动者5000多万，大学毛入学率2004年达到19%。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中劳动投入的贡献率相对平稳，除1990年外均低于20%，进入90年代以来，均低于10%。这说明我国人力资本的积累还不够，还需进一步挖掘。�

　　综合以上对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六因素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一是，中国经济增长是综合因素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这就要求我们高屋建瓴、高瞻远瞩地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二是，各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力量大小各异，这就要求在宏观调控中注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适时适地进行结构调整。展望未来，中国经济在经历了近30年的高速增长后，仍处于经济起飞的稳定增长阶段，从一些长期起作用的因素看，21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仍然具有保持较快增长的条件和潜力。这主要体现在中国有较高的国内储蓄率、较高的外国投资增长率、较高的人力资本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有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有利条件、农村城市化和小城镇建设的巨大商机，以及广阔的市场，这都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广阔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