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纳宋代医疗特点

一般从以下三个方面分析一个时代医疗状况的特点。
一、医疗机构的设置与医药救济措施
宋代医疗机构设置已经相当齐全，医疗救济措施已比前朝完善。
宋朝重视医学,政府设有各类医疗机构。宋初设翰林医官院,掌供皇帝医药及承诏视疗众疾,又承唐制设太医局,掌疗官吏军民疾病,以治愈病人多寡为医官之考课,其后成为医学生徒习读之所,有类学校。太宗至道三年(997),复置御药院,掌按验秘方,调制药品供皇帝及宫廷之用。
至于诸道州县,亦设医学博士助教,真宗咸平元年(998),从王禹所请,并令诸路置病囚院,以处徒、流以上重罪病囚,罪轻者则可以保外就医。大中祥符二年(1009),遂设养病院。
至于药物的管理,宋廷有熟药库、合药所,神宗朝市易务又有卖药所,熙宁九年(1076)将其合并,成立熟药所,掌修合、出售药物以供民间之用。凡药材的收购、检验、管理,药物的配制炮炙研究,成药的创制等等,均属其职掌,实际相当于国家药店。其后机构、职掌有所分合,名称亦有变更,但作为向民间出售药物的机构这一情况则始终未变。熟药所交易频繁,既方便百姓,又为政府赢利。元丰元年(1078)三司言:“太医局熟药所熙宁九年开局,至十年六月,收息钱二万五千余缗,其息计倍。”徽宗朝更扩大规模,《清波杂志》卷一二记载:“神宗朝创置卖药所,初止一所,崇宁二年(1103)增为五局,又增和剂二局,第以都城东、西、南、北壁卖药所为名, … …岁得息钱四十万(缗),以助户部经费。”

此外,以“恤贫疗疾”为宗旨的社会救济设施,尚有宋初所设的东、西福田院,用以“养京师老疾穷丐者”。仁宗嘉八年(1063),因两福田院“给钱米才二十四人”,于是“别置南、北福田院,并东、西各盖房五十间,所养各以三百人为额,岁出内藏五千贯给之”。其后又增至八千贯。哲宗元符元年(1098),诏鳏寡孤独贫乏不能自存者,官为养之。徽宗崇宁中赐其名曰“居养院”。崇宁元年(1102),并设安济坊以“养民之贫病者”,当时命诸郡县亦设置,而“诸城、砦、镇、市户及千以上有知监者,依各县增置”。

宋室南渡后,北宋所设医疗机构和作为社会救济的福田、居养、安济等院坊设施,大都相沿并置,只是名称偶有变易而已。据《梦粱录》卷九记载,到南宋末年,“太平惠民局置五局,以藏熟药。价货以惠民也”。其书又记:“民有疾病,州府置施药局于戒子桥西,委官监督,依方修制丸散吮咀,来者疹视,详其病源,给药医治。朝家拨钱一十万贯下局,令帅府多方措置,行以赏罚,课督医员,月以其数上其州家,备申朝省。或民以病状投局,则畀之药,必奏更生之效。”据《癸辛杂识别集》卷上记载,和剂、惠民药局所售药物,其药价“比之时值损三分之一”。虽然制度规定如此,但在执行过程中,情况又颇有出入。

除上述机构和设施外,宋朝政府并经常性地施药济民,尤其是夏季暑期,疾疫流行,更投入较大的人力和物力,如太宗淳化三年(992)五月,汴京疾疫流行,命太医局选良医10人,给钱50万为市药之资,医官分别“于京城要害处听都人之言病者,给以汤药,扶疾而至者即诊视之”。由于措施得力,至六月, “京师疫解”。神宗元丰元年(1078),黄河决曹村,治河兵夫多患病,遂命太医局选医生10人,给官局熟药,乘驿前往治之。这种临时性的施药措施,在仁宗以后还形成固定的制度,其初在皇元年(1049),从知云安军王端所请,“诏诸州岁市药以疗民疾”。
二、医学的建立及其人才培养
宋朝政府甚为重视对医官的考核和医学人才的培养。
太祖乾德元年(963),命太常寺考校翰林医官技艺,黜其不精者22人。太宗雍熙四年(987),又诏诸州送医术人校业太医署,以优者为翰林学生。至道二年(996),礼部侍郎贾黄中中风眩而卒,太宗为此切责诸医,“大搜京城医工,凡通《神农本草》、《难经》、《素问》及善针灸药饵者,校其能否,以补翰林医学及医官院祗候” 。庆历三年(1043),仁宗复诏州郡选善医者送京城, “校试术,以补太医” 。宋廷频频到地方上搜罗人才,说明医学人才的缺乏已是值得注意的问题。
神宗熙宁九年,太医局从太常寺独立出来,置提举官一员,判局官二员,判局选知医者为之。分科置教授一人,选翰林医官以下与上等学生及在外良医为之。学生常以春试,取合格者以300人为额,分别入方脉科、针科、疡科学习。三科的教学,“方脉以《素问》、《难经》、《脉经》为大经。以《巢氏病源》、《龙树论》、《千金翼方》为小经;针、疡二科则去《脉经》而增《三部针灸经》” 。
学生轮流为太学、律学、武学生及诸营将士治疗疾病,“各给印纸,令本学官及本营将校书所诊状,病愈及死,经本局官押;或诊言不可治,即别差人往治,候愈或死,各书其状以为功过”。这实际是既学理论,又参加医疗实践,而岁终则以治疗效果作为考核分等的依据,“
三、医书的整理、编辑和刻版
宋人十分重视总结前代的医学经验,政府曾多次下令征集医书、方论,对之进行校订、
编辑和刻印出版。
太宗太平兴国六年(981),即命知制诰贾黄中等校勘历代医书,当时诏诸
州士庶献医著,许以“优赐钱帛,及二百卷已上与出身,已仕者增其秩”的奖励。仁宗朝,
又命医官赵拱等校定《黄帝内经》、《素问》、《难经》、《巢氏病源候论》,于天圣四年(1026)奏进于朝,复命集贤校理晁宗悫、王举正等详定,于次年摹印颁行。这些医书在校定后,一般随即刊刻,广泛流传。如治平三年(1066)校毕《千金要方》,题名《新校备急千金要方》镂版;熙宁元年(1068)校定《脉经》镂版;熙宁二年刊刻《针灸甲乙经》、《外台秘要》等等即是。由于书价昂贵,“医人往往无钱请买”,哲宗绍圣
三年(1096)并命国子监将《千金翼方》、《金匮要略方》、《王氏脉经》、《补注本草》、《图经本草》等五部医书“开作小字,重行校对出卖”,以便医者。南宋绍兴中复又依式重刊,发
往各州郡学售卖 。
在宋朝官方和民间校订整理的医书中,最值得表而出之者,当推《本草》一书。
宋太祖首命王祜等校定此书,开宝六年(973)奏进于朝,定名《开宝重定神农本草》,共载药物983种,在《唐本草》基础上增多139种,太祖亲为制序,命摹印颁行。仁宗嘉二年,因韩琦言《开宝本草》 “尚有所遗”,遂命掌禹锡、林亿、苏颂、张洞等再加校正,历时四年而成,称《嘉补注神农本草》。共载药1082种,其中补入新药82种,新定药物17种 23。随后,仁宗又“诏郡县图上所产药”,命苏颂等再加撰述,到嘉七年(1062)编成《图经本草》,用文字和图形两种形式来记载描述药物,颇具实用价值。哲宗元七年(1092),陈承将《嘉本草》与《图经本草》合而为一,附以古今论说和己所见闻,题名《重广补注神农本草》,林希为作序 。
其后,又有药物学家唐慎微依据历代本草,博采经史百家、佛经、道藏中的有关论述,著成《经史证类备急本草》,载药1746种,每药附图,并著录制药方法和古今单方论说于后。此书上进朝廷,在大观二年(1108)由艾晟校补作序,改名《大观经史证类本草》刊行。政和六年(1116),曹孝忠等奉命再加修订,称《政和新修经史证类备急本草》。此书修成后适逢靖康之变,为金人掠去,南宋高宗复命王继先等重校《大观本草》,于绍兴二十七年(1157)毕工,共载药1748种,题名《绍兴校定经史证类备急本草》 。这部巨著奠定了宋元时期药物学的基础,为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出版前的本草学范本。
校定医书而外,宋人也十分重视医方的搜集和编辑。
宋太宗本人就喜好收藏方书,其在位期间,曾命官编辑两部医方巨著。一是在太平兴国中命贾黄中等取历代医方,于崇文院同加研校,每一科毕,即以进御。到雍熙四年(987),编成《神医普救方》一千卷 26。再即淳化三年(992)刊行的《太平圣惠方》一百卷。此书的编辑,盖太宗积累名方千余首,遂命医官各上家传经验方,命医官使王怀隐等校正编类,至是成书刊布。其书广泛搜集前代方书,仿《外台秘要》编纂而成,分为1670门,载医方16834首 27。这两部方书篇幅巨大,
翻检为劳,不便于用,仁宗朝复命医官使周应简择《圣惠方》,编成《简要济众方》五卷。
四、医药知识的普及和推广
医疗机构和医药救济措施的建立,医学人才的培养形成制度,医学书籍的大规模整理、编辑和刊刻出版,标志着宋代医疗事业的进步和发展,同时对于医药知识的传播和普及必然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宋代,先后作为都城的开封和杭州,以及一些重要城市,医药的普及程度已经相当高。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的开封城,其“马行北去,乃小货行时楼,大骨传药铺,直抵正系旧封门,两行金紫医官药铺。如杜金钩家、曹家独胜元,山水李家口齿咽喉药,石鱼儿、班防御、银孩儿、柏郎中家医小儿,大鞋任家产科。… …”可以看出,整个马行街的北半部,药铺林立,最为集中,既有综合性的,又分骨科、口齿咽喉科、儿科、产科等专科。

一、改进医事管理
设立翰林医官院，专职医药行政，从而把医药行政与医学教育分立开来。
二、开设国家药局
开设了中国医学史上第一所以制作和出售成药为主的官办药局――太医局熟药所。
三、发展医学教育
重视医药人才培养，医学教育比唐代更有发展。
四、古医籍的整理与方书成就
专设“校正医书局”，集中了一批当时著名的学者和医家，有计划地对历代重要医籍，进行了搜集、考证、校勘和整理。

宋代的医学教育虽然不如唐代稳定，但比唐代更为详备，在医学教育史上也最为兴盛。医学生临证的实习，使学生的理论学习与医疗实践密切联系起来，树立了一代新学风。还有与外国的医药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