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诗一向被称为“浅切” 、“俗” ，甚至有“老妪能解”之说 。这些评论和传说都是就白诗的整体印象而言，而且有夸大贬斥之意。“老妪能解”更明显出于宋人臆造，与白诗的实际情况完全不符。白诗按照作者本人所划分的类别，其语言运用和风格也存在着一定区别。其中，在语言斟酌上用力最多的，当属讽谕诗和长篇排律（当然，与白居易的艺术天性更为吻合、写得最为优美的应该是《长恨歌》、《琵琶行》等长篇歌行）；写得比较随意的，则是闲适诗和其他律体诗。
讽谕诗按诗体原分为两部分：“古调诗五言”和“新乐府杂言”，被作者本人分别编入《白氏文集》的卷一、二和卷三、四 。讽谕诗被作者视同谏章，“上以广宸聪，副忧勤，次以酬恩奖，塞言责” ，其直接言说对象为君主和整个官僚阶层，由作者赋与了这样严肃的意义，在语言运用上当然不可能十分随意；除了体现作者的言责和思想外，还必须能够体现合于作者词臣身分的远高于一般水平的文学修养，在文采上至少不能输于其他文人诗作或章奏表状，此外还要合于官场交际和政治话语的规范 。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它的政治和文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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