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首彩陶的工艺发展

界首彩陶工艺起源的年代并无明确的文字记载。在1999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的淮北柳孜古运河遗址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大量界首彩陶片和部分剔花彩陶完整器，尤其是在一眼宋代井中发现的界首刻花三彩陶片，为我们研究界首彩陶的始烧年代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在徐州明城遗址也出土了界首彩陶器物及残片。通过这些发现，可以推断界首彩陶的制作工艺最晚出现在宋代。另外，据《中国历史地图集·隋唐部分》，在颍河的发源地嵩山以北不足百里，便是唐三彩三大产地之一的巩县，而水运又一直是古代运输的重要方式，因此可以推断，界首彩陶工艺的发展很有可能是通过颍河直接或间接受到了唐代的三彩工艺的影响。
界首彩陶采用的陶土是取自当地的黄胶泥，窑工又称之为“黄河淤”，即黄河泛滥后沉积下来的黄色粘土。据《元史·河渠志》记载，黄河泛滥影响颍河是在元仁宗延年间（1314～1320年）。当地窑工介绍，黄胶泥又有大、小胶泥之分，黄河泛滥之前的粘土称为小胶泥，其性硬，只能做盆、盘、盏等造型简单的陶器；黄河泛滥以后波及到的地方，沉积的粘土称为大胶泥，其性软，可塑性较强，能制作造型较为复杂的陶器。元代以后，界首彩陶吸收了当地比较盛行的木版年画和剪纸贴花的装饰技法和纹饰内容，出现了刻画、剔花工艺，初步形成了自己特有的艺术风格。在清晚期至民国时期，界首彩陶在继承前期制陶技艺的基础上，又受到当时戏曲艺术的影响，纹饰内容更加丰富多彩，除了花鸟鱼虫外，出现了大量以传统剧目为题材的人物场景画，刻划、剔花装饰工艺更为普遍。建国初期，界首彩陶得到政府的关心和支持，著名窑工卢山义、卢山志被送往中央美院华东分院群众艺术研究班学习，使得他们的绘画、制坯水平得到很大提高。1954年，卢山义先生组建了陶器生产合作社，1958年改名为界首工艺陶瓷厂。1954年，苏联东方艺术博物馆《造型艺术》刊登了卢山义先生制作的三彩“刀马人”酒坛的照片，在国际上反响很大，东欧地区的一些国家争相收藏其作品，卢山义先生也被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评为全国优秀民间艺人，与紫砂艺人顾景舟等大师齐名。“文革”后期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文化艺术重获新生，界首彩陶也迎来了一个艺术的春天。界首工艺陶瓷厂在著名工艺美术家韩美林先生的指导下，研制出硅硼系列彩釉，如乌金釉、金砂釉、孔雀蓝釉、玫瑰红釉等，代替了原来的铅釉，同时把陶器由低温型转为高温型（窑温达1000℃左右），胎釉结合较前更为紧密，彩釉更加艳美，产品远销东欧、美国、日本、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卢山义先生的“三彩刻花缸”还于1984年获轻工部中国工艺美术品百花奖优质产品奖。
追溯界首彩陶的装饰手法演变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界首彩陶的造型多以圆形为主，据考证，具有圆形特征的决定因素有两点。其一，源自于这里的民间风俗。“陶”有“掏”之谐音，“圆”有“团团圆圆”之寓意，二者结合，即为掏个团团圆圆。解放前，淮河中游一带盛行嫁娶之时女方必陪嫁一件三彩陶坛的习俗，圆形的陶坛上刻有牡丹、梅花喜鹊、莲花鲤鱼等内容，牡丹象征富贵、梅花喜鹊寓示喜上眉梢、莲花鲤鱼则有连年有余之意，这些大众喜闻乐见的题材，无一不体现当婚新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其二，圆形陶器要比其它形器的容量大，实用性更强，而且，在烧制过程中，圆形陶器不易变形。
界首彩陶的造型，在图形的基础上大量而又科学地运用S线，使造型的外廓线富有变化；其正立面双侧的S弧度的大小、宽度、高低的变化，对陶器的容量和整体美感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从实例中可以看出，界首彩陶的形体十分符合黄金分割法。众多界首彩陶中的圆形陶坛、陶罐，其高与直径之比，大多在6：4左右；三彩陶挂盘的底部与盘底之比也多在6：4之间，因此，在自然干燥和烧制过程中其变形率最低。
界首彩陶更多地运用了变化与统一的造型艺术规律。S形线条的不断变化，突出了形体的个性特征，即弧线为主、直线为辅；侧面看，从坛罐的底部到颈部都是由具有张力的弧线组成，而颈部至口部则运用了少许直线，如此明显对比，凸显其主次分明、曲直对比的鲜明个性。主体部分（即坛体腹部）的曲线扩张，形成膨胀的近似于圆的形体，使S线形极致夸张，具有饱满、丰硕的视觉效果。而颈部直线的运用，可谓点到为止，恰到好处。这些短直线的运用，起到不可替代的衬托作用，使圆的更圆，饱满的愈显饱满，而且丰富了造型形体语言，即曲中有直，柔中有刚，避免了造型单调、平淡的弊端。直线只有长短的变化，而弧线则有力度和形体的多样性，直线与弧线的有机结合，形成了界首彩陶统一、协调、均衡和安定的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