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本华。
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篇系统研究《红楼梦》的专论,这是《红楼梦》研究史上的一种突破。“试上高峰窥皓月,偶开天眼觑红尘。”在这篇论著里,王国维对“《红楼梦》之精神”和“《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进行了认真的剖析与论证。全文分五个章节,一共有一万四千字,于1904年光绪30年连载在《教育丛书》的第8-13期上。
全文开篇引述的是老庄学说——《老子》曰:“人之大患,在我有身。”《庄子》曰:“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忧患与劳苦之与生相对待也久矣”。老子和庄子的思想与叔本华“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与痛苦与厌倦之间者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生活的本质就是苦痛,而人生则是难于超拔的痛苦之海。王国维在《第一章·人生及美术之概观》中阐述唯有文艺才可以减轻人的痛苦。因为只有文艺才能“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说人只有超越了物欲的利害之心,才能发现美。“而艺术之美所以优于自然之美者,全存于使人易忘物我之关系也。”美之所以为美,是因为“皆使吾人离生活之欲而入于纯粹之知识者。”基于此,王国维认为那些“又使吾人自纯粹之知识出而复归于生活之欲”的作品是“欲止沸而益薪……拔舌地狱专为斯人设者矣。”基于这些观点,王国维说,“而美术中以诗歌戏曲小说为其顶点,以其目的在描写人生,故吾人于是得一绝大著作曰《红楼梦》。”就是说,唯有《红楼梦》能使人感受到“超然于利害之外”的美,能够使人的思想境界完全沉浸在“优于自然之美”的“艺术之美”中。
过眼韶华何处也?萧萧又是秋声。
极天衰草暮云平。斜阳漏处,一塔枕孤城。
独立荒寒谁语,蓦回头、宫阙峥嵘。
红墙隔雾未分明。依依残照,独拥最高层。
这首《临江仙》以韶华过后的苍凉景色,来渲染高处不胜寒的孤寂,沉劲而悲慨:人生美好的时光在眼前匆匆消逝何处追寻?转眼又听见秋声萧飒。衰草连天,傍晚的云彩铺满天空。一道斜晖漏出云层,照着孤城矗立的宝塔。独立荒凉寒冷的天地间与谁共语?蓦然回头望去,却只有峥嵘的宫阙。那红墙隔着迷蒙的烟雾,原本就不可能隔得分明。只有依依不舍那夕阳残晖,孤独地照在宝塔的最高层。
在评论的《第二章·红楼梦之精神》中,王国维引用德国诗人裒伽尔的诗作“自何时始,来自何处”,指出这是“人人所有之问题,而人人未解决之大问题也。”王国维说,二千年间也只有叔本华谈到“男女之爱”是超越物欲、走入形而之上的一种情感。古今中外的诗歌小说对此类问题“能解决之者鲜矣”。而《红楼梦》这本书,不但提出了这个问题,“又解决之者也”。《红楼梦》的开篇,就是“男女之爱之神话的解释”。
主人公贾宝玉来之于女娲炼石补天剩下未用的一块顽石弃在青埂峰下,此石自经锻炼灵性已通,可大可小自去自来。由“此可知生活之欲之先人生而存在”。宝玉“问师父可是从太虚幻境而来?”那和尚却说,“什么幻境,不过是来处来,去处去罢了”。宝玉这才知道,他不幸的生活是由顽石自己的欲求造成的。王国维说:“此岂独宝玉一人然哉?人类之堕落与解脱,亦视其意志而已。”
《红楼梦》的精神是“示人以解脱之道”,王国维说,“解脱之道存于出世,而不存于自杀”。像金钏堕井、司棋触墙,尤三姐、潘又安自刎,都不是解脱之法,而是欲求得不到补偿罢了。如果因为不满现在的生活而保持着欲求寻死,那么现在都得不到,就算转生之后又怎么能得到呢?“苦海之流又将与生活之欲而无穷”。因为真正的出世者是拒绝一切欲望的,他们知道只要生活就无法逃离苦痛,所以追求介入无生的界域。这样的人“当其终也”,应是形如槁木而心如死灰的,“故此书中真正解脱仅贾宝玉、惜春、紫鹃三人耳”。甚至柳湘莲遁入空门,都与潘又安为了司棋而死没什么两样。至于芳官出家,也不过是“略同于金钏”。王国维说:“故苟有生活之欲存乎,则虽出世而无与于解脱;苟无此欲,则自杀亦未始非解脱之一者也。”比如鸳鸯的死,虽然有不得已而为之的遇境,却还是不及惜春、紫鹃那样看透红尘似的解脱。
而贾宝玉的解脱与惜春、紫鹃又有所不同,贾宝玉之解脱是自然的、人类的、美术的、悲感的、壮美的,所以是文学的、诗歌的、小说的。他是因为自己陷于失望的苦痛境遇,“遂悟宇宙人生之真相”,而惜春与紫鹃的解脱则是超自然的、神明的、宗教的、平和的,是“观他人之苦痛”,“由非常之知力而洞观宇宙人生之本质” ,“始知生活与苦痛之不能相离”,“由是求绝其生活之欲而得解脱之道”。正因为这个缘故,王国维说,“此《红楼梦》之主人公所以非惜春、紫鹃而为贾宝玉者也。”
在《第三章·红楼梦之美学上之精神》中,王国维认为中国文学作品大多是“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比如《牡丹亭》之返魂,《长生殿》之重圆,仅有《桃花扇》与《红楼梦》具有厌世解脱的精神,而《桃花扇》并非真的解脱。因为《桃花扇》的那种解脱是“他律的也”;而《红楼梦》的解脱才是“自律的也”。而且《桃花扇》是作者借侯李之事描写故国之戚,并不是以描写人生为宗旨,所以《桃花扇》是“政治的也,国民的也,历史的也”;《红楼梦》才是“哲学的也,宇宙的也,文学的也”。
叔本华认为悲剧有三种:第一种是由极恶之人的构陷造成的,第二种是盲目的运命使然。第三种悲剧则是因剧情的发展而不得不这样、不得不如此,并不是有蛇蝎侵害或意外的变故,而是由普通的人物、普通的境遇造成的。就像《红楼梦》,贾母喜欢宝钗和善可亲,不喜欢黛玉孤僻的性情,又想用金玉之说来压住宝玉的病。王夫人自然是亲于薛氏,凤姐因为持家,担心黛玉的才能对自己可能会造成不方便。袭人则借鉴尤二姐与香菱的遭遇,又听黛玉说什么“不是东风压西风,就是西风压东风” 的话而惧祸,这些都是自然发展的态势。宝玉对黛玉信誓旦旦却不能告诉最爱他的祖母,这是普通的道德规范。再加上金玉、木石之说,其间并没有蛇蝎人物或者非常的变故,都是通常的道德、人情,通常的境遇,“由此观之,《红楼梦》者,可谓悲剧中之悲剧也”。
在《第四章·红楼梦之伦理学上之价值》中,王国维认为“世界人生之所以存在,实由吾人类之祖先一时之误谬。”《红楼梦》第一回的神话似乎也这样暗示,而《创世记》中直接说人类犯罪的历史。既然人之为人是人类鼻祖的误谬造成的,“若开天眼而观入” ,那么宝玉绝弃人伦,就是“知祖父之误谬”,“宝玉‘一子出家,七祖升天’之说,诚有见乎!”
而且“所谓孝者在此不在彼”,从这个意义上讲,当然是不违背人伦的。而其“美术之价值”,是在于使人脱离生活的欲念,而进入到纯粹的知识境界。无论是佛教、基督教还是婆罗门教,都以解脱为唯一的宗旨。
而古代希腊的拍拉图,近世德意志的叔本华等哲学家的最高理想也存于解脱之中,《红楼梦》这部书就是以解脱为理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