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挥师入关，定鼎中原？

崇德八年（1643年） 八月初九日，清太宗皇太极病逝，其九子年方六岁的福临继位，由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二人共同辅助幼帝，实则多尔衮摄政，掌握军政大权，成为实际统治者和最高决策人。

自松锦之战以后，皇太极本想乘胜入关灭明，但是发现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席卷中原大地，规模之大，威力之猛，都是空前的，于是立即巧妙改变策略，企图利用农民军与明朝拼杀，两败俱伤，再坐收渔人之利。因此，崇德七年（1642年） 十月十四日，皇太极特命贝勒阿巴泰、内大臣图尔格率军入关观察动向。

多尔衮摄政后，继承了其兄皇太极欲联合农民军、消灭明王朝、建立全国统治政权的战略总方针，故于顺治元年（1644年） 一月二十七日，派遣迟起龙等人为使者，取道内蒙古地区，以福临的名义给农民军将领致书：“……兹者致书，欲与诸公协谋同力，并取中原，倘混一区宇，富贵共之矣。不知尊意如耳？惟速驰书，使倾怀以告，是诚至愿也。”此信送到大顺军镇守榆林的将领王良智手里时，李自成已率农民军渡黄河向北京进军了。当李自成得到王良智的报告，眼看就要攻占北京，推翻明王朝，所以对清“协谋同力，并取中原”的建议未予理睬。多尔衮伫待多日，不见回音。此时，清的重要谋臣内秘书院大学士范文程，看到关内的形势发生急剧变化，便对多尔衮企图联合农民军消灭明王朝的战略方针提出异议，认为明王朝已病入膏肓，灭亡只是时间问题。因此，清的主要敌人变了，不是明王朝，而是农民军。

他请求火速入关，直取明都，并提出具体的进军方案和对待沿途官民的各项政策。四月初四日，范文程向多尔衮启奏：“盖明之劲敌，惟在我国，而流寇复蹂躏中原。正如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我国虽与明争天下，实与流寇角也。为今日计，我当任贤以抚众，使近悦远来，蠢兹流孽，亦将进而臣属于我，彼明之君，知我规模非复往昔，言归于好，亦未可知。傥不此之务，是徒劳我国之力，反为流寇驱民也。夫举已成之局而置之，后乃与流寇争，非长策矣。”这份奏书，适时而全面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任务和策略，它对清王朝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多尔衮接受了范文程的建议。四月初九日，多尔衮“统领满，洲、蒙古兵三分之二，及汉军恭顺等三王、续顺公兵，约十四万大军进关伐明”。十一日，清军到达辽河时，多尔衮得到探报，方知李自成的农民军于前一月已攻占北京，崇祯皇帝自缢身亡，明王朝被推翻了。这时多尔衮感到进退两难，便征求熟知关内情况的对农民军颇为了解的明降将洪承畴的意见。洪承畴坚决主张入关，攻打北京，寻农民军大战，必能获胜。

他向多尔衮启称：

我兵之强，天下无敌，将帅同心，步伍整肃，流寇可一战而除，宇内可计日而定矣。今宜先遣官宣布王令，示以此行，特扫除乱逆，期于严贼，有抗拒者必加诛戮。不屠人民，不焚庐舍，不掠财物之意。仍布告各府州县，有开门归降者，官则加升，军民秋毫无犯，若抗拒不服者，城下之日，官吏诛，百姓仍予安全。有首倡内应立大功者，则破格封赏。…… （流寇） 今得京城，财足志骄，已无固志，一旦闻我军至，必焚其府库，遁而西行。……今宜计道里，限时日，辎重在后，精兵在前，出其不意，从蓟州、密云近京处疾行面前，贼走则即行追剿，倘仍坐据京城以拒我，则伐之更易。……流寇十余年来，用兵已久，虽不能与大军相拒，亦未可以昔日汉兵轻视之也。

这是继范文程奏启后又一篇重要文献。

洪承畴在变化了的形势下，提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进军方略，是以农民军为主要敌人，以北京为主要攻击目标，其目的就是要从农民军手中夺取胜利的果实。多尔衮听了受到极大的鼓舞，决定由内蒙古入关，攻打北京。

此时，关内的局势发生了急剧而又重大的变化。这年春天，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以排山倒海之势挥戈东进，兵分三路直指京师。崇祯皇帝感到大明江山危在旦夕，于是“诏征天下兵勤王，命府部大臣各条战守事宜”，吏科给事中吴麟片奏请，“弃山海关外宁远、前屯二城。徙吴三桂入关，屯宿近郊，以卫京师。”三月四日，明廷封吴三桂为平西伯，命他火速领兵入卫北京。吴三桂十分狡诈，从个人的利害考虑，时刻观察政局的变化，故“三桂被命，迁延不即发，简阅步骑，携挈人民，徙五十万人众，日行数十里”。他入关以后，根本无间勤王入卫京师，二十日军至丰润，便“犹豫不进”，“分驻昌黎、乐亭、滦州、开平等处”，袖手观望，待机而动。

当吴三桂得知“永师陷，帝后殉难”的消息，深感自己夹在清和农民军之间，要取得个人的权益，不是归降农民军就是投靠清，他反复权衡，举棋不定。

其实清和农民军都在竭力争取吴三桂，这是有道理的，一则吴三桂占据山海关一带，是京师的东大门，通往关内外的咽喉要道，兵家必争之地；二则吴三桂拥有一支三万人的部队，其中有三千子弟兵和部分“蒙古锐丁”，战斗力颇强。因此，吴三桂就成了举足轻重的人物，若降农民军，可以阻止清军入关，从而巩固大顺政权；倘归清，清军便可长驱直入，进攻北京。吴三桂看到投降农民军的时机已经成熟，高官厚禄即日可得，大喜，欣然受命，“三桂乃报使于自成，卷甲入朝”，归降大顺军。

吴三桂决定向大顺军投降以后，自己率所部入京朝见李自成，吴三桂行至永平西沙河驿，见到从北京城里逃出的家人，问及家中情况，“闻其父为贼刑掠且甚，三桂怒”，可是又想到“吾与此兵结仇深，势难归北，李害父陷于不知，不必仇。”接着又听说自己的爱妾陈圆圆已为刘宗敏抢占，深感奇耻大辱，“乃大怒”，投袂起曰：“不灭李贼，不杀权将军（即刘宗敏），此仇不可忘此恨亦不可释”，“大丈夫不能保一女子，何面目见人”，真所谓“冲冠一怒为红颜”。于是吴三桂“忿而中改”，八日回军进攻山海关。

四月十五日，多尔衮师抵翁后（辽宁省阜新境内），遇见吴三桂派遣的使臣杨坤、郭云龙二人，并带来求援的书信。

多尔衮得书后，真是喜从天降，此乃清军入关的大好机会，立刻召见范文程等人商计对策。

多尔衮明知吴三桂对清存有戒心，但是他想利用吴三桂乞援的时机，能够迅速进关，所以他没有同吴三桂商量，便改变了原先想取道内蒙古，由密云进攻北京的计划，而是由义州（辽宁省义县） 南下，直趋山海关，迫使吴三桂投降，控制关镇战略要地。

吴三桂已陷入重围，曾多次企图突围未成，面临全军败灭的危险。此时，多尔衮认为时机已到，命阿济格、多铎等统领两白旗，“以二万骑，自三桂阵右突入，腾跃摧陷”，战局立刻发生了重大变化，农民军遭到清兵突然攻击，反而处于清军和吴兵的包围与夹击之中，清吴联军以全力冲杀，并把农民军压向海边。这场战斗十分残酷，所谓“一食之倾，战场空虚，积尸相枕，弥满大野，骑贼之奔北者追逐二十里至东成海口，尽为斩杀之，投水溺死者亦不知其几矣”。吴三桂在此战中之所以转败为胜，死里逃生，是因清军的增援。山海关大战是以清军的胜利，大顺军的失败而告终。

李自成虽经南征北战，指挥过许多重大战役，可是此次却没有从整个战争全局考虑，自己策马先逃，动摇了军心。二十三日，李自成退至永平，遣降官王则尧赴吴三桂营招降，吴三桂将王则尧送交多尔衮，被处斩。李自成得知后，便在永平范家店把吴三桂的父亲吴襄斩首示众，然后率领残部西撤，二十六日回到北京。四月三十日李自成面对清兵大军压境，被迫撤离北京。李自成在撤离北京之前，在紫禁城中放了一把火，宫中除武英殿外，所有殿宇都被烧毁。

清军占领北京都城之后，其内部有人主张留兵驻守北京，大军仍返沈阳，或退保山海关。多尔衮坚决不允，他认为：“先帝尝言，若得北京，当即徙都，以图进取。况今人心未定，不可弃而东还。”于是上疏顺治皇帝：“燕京势踞形胜，乃自古兴王之地，有明建都之所。今既蒙天畀皇上迁都于此，以定天下，则宅中图治、宇内朝京无不通达，可以慰天下仰重之心，可以赐四方和恒之福，伏祈皇上熟虑纳焉。”接到奏文，盛京辅政大臣及两宫皇太后商定之后，便以幼帝名义告祭天地祖宗，并开始着手准备迁都事宜。留下正黄旗内大臣何洛会及镶黄旗梅勒章京阿哈尼堪率兵驻防关外。八月二十日，幼帝福临在国母孝端及生母皇太后博尔济吉特氏的监护下，携文武群臣向北京进发。临近北京时，多尔衮已率人恭候于选定的行宫之外，圣驾刚刚抵至行宫，顿时鼓乐齐奏。小皇帝由母后牵着手，行至殿内，又按照事先的安排，对天行三跪九叩首礼，再登上御座，接受早已在行宫等候即先行入京的群臣朝拜。礼毕，皇帝更换礼服，起驾，从永定门经正阳门、大明门、承天门直至大内武英殿。

按着多尔衮的意图，皇帝入京后的登基大典择定为顺治元年十月初一，当时，皇宫中等级最高的皇极殿已被烧尽，登基仪式便改在皇极门举行。当日，参照明朝定制，礼部官员先去太庙和社稷坛祭告，随之，又引导着身穿礼服的小皇帝至天坛祭天。祭拜时，读祝官高声诵道：“我大清王朝因继承祖宗功德，‘倚任贤亲，救民水火，扫除暴虐，抚辑黎元’，故而才能定鼎北京，以绥中国，愿上天保佑清室江山兴盛不衰。”祭天礼毕，小皇帝在众臣簇拥之下，起驾还宫，入太极门，登上九龙透雕宝座，文武百官一齐跪倒，行三拜九叩大礼。清军入关，幼帝福临在太和门举行了第二次登基大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