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元代文学的象征，无论是元杂剧还是元代散曲，它们的创作主体都是士人阶层。这有着时代的特定原因。这一社会群落因为科举的废止，失去了进身政治的机会，也失去了宋代士人天堂般的生存环境。他们只能寄情怀于诗文中，借古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这是中国古代文学中一种常见的表达方式，元代作家的社会政治情怀，就主要是通过这种传统方式来加以表达。可以说，元代作家是怀着怀恋的心态、抑郁的心情，追念历史人物，倾诉人生不得志的情怀。人世中的落魄和绝望，使得元代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展开对道家理想人生境界的追求，但同时他们也并没有完全忘怀世事，即在隐遁之外还抱着对人世的热情，在这一点上他们与魏晋时代的陶渊明一类人的双重情怀颇为相似。这样的时代导致了文人对政治生活的疏离，使得隐居避世成为文人的一种生活理想，这种思想倾向自然在他们创作中有集中的体现。这一类作品主张超越现实而回归自然，这样的情怀内容与东晋隐士陶渊明的隐逸思想非常吻合，因此陶渊明就成为元代文人喜爱的优秀文人。这种好感具体表现在元代文人在自己的作品中将陶渊明视为精神与行为的楷模，以他所具有的高洁品质和追求精神自由的行为作为效仿的榜样来安慰自我，这种表达方式在元杂剧的创作上表现得更为明显。
元杂剧中很少采用独立创作故事情节的方式，而大多袭用一些现成的、古已有之的故事进行再加工。以元杂剧《陶渊明东篱赏菊》为例，就是以东晋隐士陶渊明的最后一次做官以及愤而辞官和归隐后的田园生活等历史事实为题材，借戏剧主人公之口来表达作家自己的思想倾向。虽然剧中的情节大都源自历史事实，但本剧的作者在剧中的一些情节上也进行了加工，使作品更符合元代文人的思想需要。例如，剧中人物檀道济是一个正面形象，是一个“亲贤信友，举善荐贤”的好官，对陶渊明的才能和人品非常欣赏。因此檀道济曾给予他资助，并举荐他做了彭泽县令。在陶渊明辞官后，檀道济还不忘对他“加官赐赏，以养终身”。陶渊明对他所给予的帮助是非常感谢的，并且把这一切归功于当今圣人，“仰赖当今仁圣意真诚，褒贤崇士播清声。”而在史书中却并不是如此记载的。首先在时间上有出入。萧统在《陶渊明传》中记载“江州刺史檀道济往候之，偃羸疾有日矣。道济谓曰‘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对曰：‘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道济馈以粱肉，麾而去之。”1这番对话，表现出陶渊明对檀道济的态度是反感和排斥的。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檀道济的谈话中有抱怨陶渊明不肯为新王朝效劳之意；二是檀道济的馈赠明显地带有怜悯和拉拢的意思。而陶渊明此时对于刘宋王朝的态度是不满的。因此，对于他的资助，陶渊明的态度是坚决拒绝的。又据《宋书·文帝纪》中记载，元嘉三年五月檀道济任江州刺史，次年秋陶渊明病卒。则他往候陶渊明必在这一年多的时间内，这应该是公元426年发生的事。而陶渊明出任彭泽县令是在公元405年的八月。而在元杂剧《陶渊明东篱赏菊》中在第一折中从檀道济的自序中就有先前资助陶渊明一事，几年后又推荐陶渊明做官这样的情节，显然如此安排故事情节在时间的顺序上就与历史事实有很大的不符。其次就是陶渊明与檀道济的关系。历史上檀道济是刘裕的亲信，曾随刘裕征讨桓玄，因此得到刘裕的重用，对刘裕十分效忠，而陶渊明对于刘裕的篡权行为本身是极其反感的，所以檀道济可能是他的故交，但因彼此的政治立场不同，他们也不可能做到互相欣赏，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而在剧中却是陶渊明对檀道济的赏识与资助是十分感谢的，在这一点上历史事实与剧中的描述也不相同。最后就是剧中以陶渊明“加官赐赏，以养终身”这样的圆满作为结局，这与历史中陶渊明因贫病交加而病逝也大不相同。
元代文人对历史事件的加工，尤其是以“加官赐赏”这样的大团圆作为结局的这种模式，虽与历史事实不符，但是却与元代科举的特殊性息息相关。元朝曾经在1279～1314年取消了科举考试，而科举考试是历代读书人跻身于上层社会的敲门砖，是他们实现理想和抱负的惟一桥梁。该制度一旦废除，这对于当时的士人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造成了士人对它的深深怀恋。那些沦为社会下层的元代知识分子的感受最为深切，于是他们借助于历史或现实故事，进行合理的想象与虚构，将这个机制予以强调和发掘：一方面他们利用这一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命运和社会地位的机制，让剧中士人获得他们过去不曾有过的命运和地位；另一方面则在理想中让那些饱受命运煎熬的下层士人利用这个转机而对自身命运来一场“革命”。因此杂剧《陶渊明东篱赏菊》以大圆满作为结局，正是反映出元代文人希望在自己的作品中实现他们在社会现实中没有办法实现的人生理想，即通过做官登上仕途来改变自身的命运。这也使得他们的作品自然带有特定历史时代的印记。
正相反。。。
内容全部来源于网络收集，如有侵权，请联系网站删除：QQ：24596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