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时期的哲学思想概述有哪些？

两汉统治者都吸取秦王朝被农民起义所推翻的教训，采用“内政外道”或“内法外儒”之类的思想变术，使思想领域中呈现出汉初崇向“黄老之术”，其后转为“独尊儒术”的倾向。在儒学定于一尊之后，儒家的经学成为汉代的官方哲学。换言之，汉代罢黜（chù，废除）百家、独尊儒术，于是先秦诸子之学转人两汉经学。由于经学的基本特征是宣扬混杂着大量鬼神迷信和神秘的阴阳五行说的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所以，儒学经历了历史上第一次改造，即儒学的神学化。而“为群儒首”、“为儒者宗”的是董仲舒。后来，经学又演化出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和纬书经学三派。白虎观会议后，经学却进一步神学化。到东汉末年，在激化的阶级斗争中形成了广泛的批判思潮，逐渐演变成后来的魏晋玄学。

这里讲的汉初黄老之学，是道家的一个支派。这个学派融合道、法，主张“清静自定”，为稳定汉初政治局势，休养生息和恢复、发展经济服务。王充说：“黄者，黄帝也；老者，老子也。”（《论衡·自然》）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黄老之学又演变为老庄之学，并与神仙方术结合，演化为“黄老之教”或“黄老之道”。汉代崇尚“黄老之学”的代表人物有盖公、曹参、陆贾和司马迁父子等。“黄老之学”的经典是《黄帝书》和《老子》。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士文物有“黄老帛书”。黄学主要内容有：道是“太虚”，称为“一”，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万物本原和规律；统治者应“参之于天地”（《经法·六分》），顺从自然之道，“无为而治”，“合于民心”（《经法·四度》）；强调高度集中的君权和天下统一，如《经法·论》中讲的“人主者，天地之口也，号令之所出也。”可见，黄学所塑造的黄帝，就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大一统国家的帝王形象。

《黄老帛书》吸收了儒法的积极思想，改造了老子的“道”说。它在老子“贵柔”、“不争”的基础上，强调了争取民心而“有天下”的儒家进取精神，认为“敌者生争，不堪（kān，能够）不定”、“作争者凶，不争亦毋（无）以成功”（《十六经》）。而且调和了儒法之争，发挥了刑德并用的政治思想，认为“黄帝有刑德，刑以伐之，德以守之。”（《尉缭子》）进而主张以德为先，以德为主，发展了儒家的仁义思想，提倡“主惠臣忠”（《黄老帛书》），认为君应以臣为师友，应“顺民心”等。这些都是积极进取的哲学思想。

例如，汉代的盖公和曹参就是以“清静无为”的思想崇尚“黄老之学”的。他们主张对地主和农民的活动，尽量少加干预，任其自然发展。这对汉初发展生产、安定民生、缓和阶级矛盾，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陆贾在其主要论著《新语》中总结了秦亡的教训在于“讨乱于外”、“法治于内”、“用刑太极”等，提出了“道莫大于无为”，认为朝廷和官吏不要苛扰（kērǎo）人民，以求安定社会，恢复经济，使民休息，要“举一事而天下从，出一政而诸侯靡（mǐ，一边倒）”。这样的“无为”，实际上却是“有为”。汉初杰出的哲学家贾谊则继承荀、韩，吸取儒、道，在其主要论著《新书》中肯定了宇宙是阴阳二气交互作用生成万物的无限变化过程。又以这种唯物、辩证的观点观察社会，指出：“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合适），去就（担任国君）有序，变化因时，故旷日长久（统治很久）而社稷安矣。”（《过秦论》）就是说，国君能观察古今人事盛衰的规律，审视统治者的权势的运用、措施的变化是否合符规律，就能统治得长久，社会就能安定。尤其是提出了高于前人的民本思想，认为“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新书·大政上》）又说：“夫民者，万世之本也，不可欺。”这是对先秦民本思想的一大发展，是对秦末农民大起义的理论的升华。

但由于封建统治者为巩固王权，不断开展造神活动，仰仗谶纬迷信的神权，用阴阳灾异解释儒家经典，假托孔子，怕人不理解其经书而相应地补写了各种纬书，把儒家经典神秘化、宗教化。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就是谶纬迷信影响的产物，而且广泛流行，及至白虎观会议使经学更加神学化，谶纬迷信登上了国家法典的地位。而以王充为代表的无神论思想，正是批判这股封建迷信思潮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