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人理性早启,文化早熟,一贯地好讲情理,而孔子则是其关键性的人物。以下将说明之。
往者夏曾佑著《中国古代史》,有云“孔子一身直为中国政教之原,中国历史孔子一人之历史而已”。柳诒微著《中国文化史》,有云“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两先生之言几若一致,而柳先生所说却较明确。
社会大于个人,个人出自社会;不能把任何一个人看得太高太大,脱离实际。一社会都有其历史背景,一切所表现的事物莫不从过去历史演变而来。一切创造莫不有所因袭而成,无因袭即无创造。孔子自称“述而不作”是老实话。
事物经过亦正是这样的。说“孔子以前数千年文化赖孔子而传”者,古先的文化(历史事实、学术思想)不能不靠典籍文字以保有传递于后,而传于后的我们这些典籍如诗、书、礼、乐、易、春秋不全是经过孔子之手整理一道,用以教人而传下来的吗?其他有些传授是靠人的,如射、御、习礼、作乐之类,同为当时文化内容,同在当时孔门教学之中。从事传习古文化者难说就只孔子一人。但孔子好古敏求,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殆为人所不及,同时他亦有机会有条件从事于此。试看《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史记·儒林列传》及其他载籍(如汉唐史书),诸讲习传布往古学术者非在邹鲁之乡儒家之徒乎?
但在农工生产方面,当时孔门未加学习,这是因劳心劳力社会上必要分工之故。
无疑,凡我所说的情理和理性充分地寓乎那古经书中,却惜学徒们,尤其后世学徒们总把功夫用在讲解记诵书文上,鲜能回到自家身心生活上有所体认和存养,就不能真切地接续发挥理性主义。从汉唐以至清代,其代表儒家者不过是经学家而已。宋儒明儒比较能在身心性命上理会孔门之学,但亦限于环境条件不能大有所发挥。凡此都缘理性之启,文化之熟过早,是不能责怪后人的。
说孔子以前的上古文化赖于孔子而传者,其文化大要即如是,其流传也大要即限止于是;其功在孔子,其过不在后人。
说孔子以后数千年文化赖孔子而开者,其根本点就在二千五百年来大有异乎世界各方,不以宗教为中心的中国文化端赖孔子而开之。或认真说:二千五百年来中国文化是不以环绕着某一宗教为中心而发展的,寻其所从来者盖甚早甚早。而其局面之得以开展稳定则在孔子。再申言之:一贯好讲情理,富有理性色彩的中国社会文化生活,端由孔子奠其基础。
屈原是中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之一,也是我国已知最早的著名诗人,世界文化名人。他创立了“楚辞”这种文体,也开创了“香草美人”的传统。代表作品有《离骚》《九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