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的时候君王想要更好的掌控整个中原就必须借助一定的工具,除了士兵、官员之外,另外一个十分重要的工具就是“道德约束”,儒家思想就是其中的一个,这种道德约束简单来说就是让当时的民众的内心觉得“服从”才是最好的美德,而且儒家特别提倡“礼乐制度”,这也是统治阶级所推崇的。
从夏朝开始一直到最后的清朝,期间跨越时间将近四千多年,在这四千多年里面基本上无时无刻不伴随着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统治者想要统治整个中原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如果选择使用武力的方式统一不仅达不到很好的成效,而且还会造成很大的损失,这个时候“道德约束”就被发明出来了,统治阶级把这种道德约束当作是一种统治百姓思想的工具,好让百姓们知道“服从”才是最正确的事情。
就比如说儒家的“天授皇权”这种思想就能帮助统治者很好的约束百姓的思想,而儒学所提倡的“三纲五常”同样也作为统治者教化百姓的工具。在“三纲五常”中的“三纲”分别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后两者先不提,把“君为臣纲”放在最首要的位置就能够看出儒学所传播的思想是怎么样的,在三纲五常中要求臣子要对君王十分的忠臣,不能有丝毫的隐瞒,这样不正是统治者所要达到的理想状态么。
除此之外儒学还十分的推崇礼乐制度,而礼乐制度简单来说就是一种划分等级的文化制度,就是统治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计而创建的制度,如果推崇礼乐制度不就是变相的说明“天子就是大于黎民百姓”。正是因为儒学有很多对于统治者有利的思想,所以统治阶级才会选择把儒学当作是最主要的传播思想,这样可以固话、稳定人心,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我认为不是统治阶级选择了儒家思想,是儒家思想迎合了统治阶级。除了核心思想,儒家的学说在不同的时期都会阐发新的概念,从孔子的“仁”到孟子的“义”,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到魏晋的“玄谈”,从程朱理学到陆王心学,从王阳明到王夫之,表面上是一脉相承,实际各自开花结果。
儒家思想的创始人的杰出代表是孔子。而孔子思想 一直对中华文化有着深刻的影响。
孔子的伦理思想的核心是仁、义、礼,的三基德或三母德,此外不提出孝、悌、忠、恕、恭、敬、诚、信、刚、直的首先规范。
仁爱孝悌是中华美德最具特色的的,是中华民族固有的民族精神。是一个人的做人准则。所以帝王也不例外。
儒家理想人格是圣贤。圣贤包括两个层次的追求,即圣和贤。圣指圣王,主要是最高统治者所追求的人格目标,其典范谷物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贤人在儒家经典中通常是用“君子”来表示的。君子必须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和优秀的个人素养。
汉武帝在思想文化界首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政策,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与主导地位,使得专制“大一统”的思想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成为定型,而作为一种成熟的制度亦同样成为定型。从此以后,在学术和仕进上,儒家被定为一尊,统治中国达两千年之久。
再加上,古代阶级统治者都是打完仗,民、财皆伤的情况下,只好选择花费较小,成效较快的方式治国,于是,儒术便随之出台。且独尊儒术在最初起到了统一思想、统一舆论、稳定国家的作用。
儒家思想主张维护统治秩序,注重人伦物理,迎合了古代统治阶级,加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需要。正是因为儒家的"仁政"适合统治者的使用,所以中国古代的统治阶级都会选择儒家思想。
我认为所有说采用儒家思想只是为了减少农民起义、只是为了奴役人民的人,都忽略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中国是世界上农民起义次数最多、烈度最高的国家,没有之一!说儒家思想是简单的要减少农民起义,就跟指着至今依然分裂的欧洲说欧洲人“会团结”,指着大一统了几千年的中国说中国人“只会内斗”一样可笑。
我觉得真正能显著减少农民起义的意识形态,其实是农奴制、是种姓制、是一神教,是让人民向往来世报而不是现世报的各种宗教,而绝对不可能是儒家这种不语怪力乱神的玩意。
像当年英国殖民印度的时候,受工业品冲击,手工业者大量失业,加尔各答15万纺织业手工业者,饿死了11万,用英国人自己的话说,“这种悲惨的境况,在商业史上是无与伦比的。棉织工人的白骨使印度平原都白成一片了”,可是人家可没有爆发什么起义,反而是乖乖饿死了。这种程度才有资格叫“对于因经济冲击而起的农民暴动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儒家思想的传播反而显著促进人们“清君侧”、“杀人防火求招安”、“均贫富,等贵贱”、“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只有像山东孔庙地区那种非常大力洗脑后才会抑制(相对与儒家传播水平一般的地区)农民起义水平,但基准线依然显著远高于宗教、农奴制、种姓制等意识形态。得票最多的杨阳的回答中引用的研究不能说不对,但那研究要么是盲人摸象,要么是别有用心,只挑选了山东做了纵向比较,其实跟非儒家地区横向比较一下结论就得马上反过来了……比方说,清朝西藏、满洲地区农民起义数就显著少于山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