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宋代的监狱管理制度

第一 宋代的监狱体系完备，规模庞大
那时，监狱既是刑事被告、未执行犯人和干连证佐之人的看守所，又是民事诉讼案件当事人的收容所；既是已决犯的羁押地，又是死刑犯的候刑场所；既是协助审判的司法机关，又是催索逋欠的行政工具。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宋政府设置了自上而下完备的监狱体系
（一）中央监狱，是指设在京师而隶属于中央官署的监狱，主要有：“御史台狱”，是最高监察机关御史台的下辖机构，主要关押犯罪的官吏。宋太祖时，为防大理寺用法之失，将中央监狱移至御史台，时称“台狱”。御史台狱专门拘押皇帝交办的重大案件，实质上成了皇帝惩办臣僚的御用书房。“大理寺狱”，宋初太祖改唐旧制，不设大理寺狱，宋神宗继位后，恢复大理寺狱，负责羁押“在京三司，诸寺监官吏犯徒以上重罪者”。由此，形成大理寺狱与御史台狱并存的局面。“开封府狱”。宋在首都开封设置监狱，兼具中央监狱和地方监狱双重职能。还有四排岸司狱和同文馆狱，属于行政官署的监狱；殿前司狱及马步军司狱就是军事机关的监狱。
这些直属中央的监狱规模比较大，据北宋曾肇《曲阜集》卷三《重修御史台记》载，御史台设东西两监狱。《宋会要.职官》二四载，大理寺设左右两狱。开封府也分为府司狱，左右军巡院狱和左右厢巡狱，仅左右军巡院便有狱房百余间。据《长编》卷三四九记载，元丰元年（1078年，当时大理寺和开封府囚禁犯人达千人以上。由此可见，开封府诸狱的容量不会少于五六百人。关于三司监狱的规模，真宗咸平元年（998），一次释放所禁之囚达三千人左右。即使考量到狱房的超负荷及狱外关押的情况，也完全有理由相信中央监狱规模也是很大的。
（二）地方监狱，宋在州县两级设立监狱。宋朝地方行政机构有路、府（州、军、监）、县，路是指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非一级政府，一般不设监狱。但是，各路设立提点刑狱使司（又称宪司），掌一路下辖州县的刑狱之事。《宋史.刑法志》记载：“诸州军院司理院，下至诸县皆有狱”。由此可知，宋在诸州设司理院狱和马步军院狱，司理院狱是民狱，马步军院狱是军狱。县狱仍行旧制，无军事监狱和非军事监狱之分。
各州监狱的规模也相差很大，每州一般设两处监狱，即为州院狱和司理院狱。一些重要的大州，司理院又分为左右或东西两院，共有三狱。如南宋洪适《盘洲文集》卷七十所载《广州狱空道场疏》便提到广州“三院空虚”。有的僻远小州，因为案件不多，却只设一狱，有的即使设了三狱，最后也要合并。神宗元丰元年（1078）四月十一日，丹州地方就上言：“本州僻山，管宜川一县，每有公事，止于司理院当直司勘鞠，乞并州院人司理院。”从之。
关于县级监狱的规模，南宋雷孝友《新昌狱记》载，刚修葺完毕的新昌县狱，“凡为室六，储廪湢浴以至治狱之具，皆料理中律。”按此记载，新昌县的监狱，具有六室的规模，显然县狱的规模要小的多。
第二 宋代监狱与囚犯的管理制度完善
监狱管理，尤其是囚犯管理制度，宋代在沿用前代规定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进一步建立健全囚犯管理制度，以保障羁押的安全，防止犯人逃亡、死囚及舞弊现象发生。
（一） 门卫及内部安全管理制度严密
宋代监狱的门卫制度很严。凡收押犯人，由负责者填写案状，犯人入狱前，必须经过严格的检查，金刀若酒及纸笔、钱物、瓷器、杵棒之属，一律皆不得入。《宋会要.职官》卷九五载：对向犯人提供违禁器物的人，视后果予以处罚；没有产生不良后果，也要杖一百；犯人因此得以逃亡，自伤或伤他人者，徒一年；犯人因此自杀，杀他人者，徒二年；如果犯人罪在流以上，只要逃脱，虽无杀伤他人的情况，也要处以二年徒刑。但是，还规定监狱管理人员不得擅自搜抄犯人随身携带的合法物品，违者，“杖八十，因而盗取，以自盗论。”
另外，对监狱看守也有较强的纪律约束，以保证监狱的安全。狱中每间牢房有专人负责，收禁犯人，须逐牢差定狱子，分明交与人数，不是狱中防守人，不得入狱中。每天晚上，由两三狱卒轮流值班，对该值班而不坚守岗位者，依法杖八十。为了督促狱吏坚持岗位，狱官不定时查岗，索牌点视，使当值狱吏尽心尽责。”
在严加看守的同时，宋代更加注意用惩罚来防范狱吏失职，对越狱，劫狱和盗囚的制裁尤其严厉。犯人如果在狱中出现意外，狱吏也要受到惩处。《庆历条法事类》卷七十五《刑狱杂事》规定：“诸囚在禁故自伤残者，吏人、狱子、防守人各杖八十；因而致死，各加二等。”
由于监狱所禁主要是未决犯，所以宋代严防走漏狱情和串供。不准狱中犯人与狱外人接触，亲友送来衣服食品，必须由看门人交给里面的狱卒，再由狱卒转给犯人。在押往受审地点的途中，犯人不得纵与外人言语，亦不得于店肆暂住。《宋会要.刑法》也设有专条法律，严防他们泄露狱情。“系公人漏泄狱情，杖一百。”又引《大观开封府六曹通用敕》规定：“诸左、右狱内只应人（指狱子、行人、产婆、医人之类，但可传达漏泄者皆是）并三人为一保，如通言语漏泄者，情重者，杖罪，五百里编管；徒罪，配千里牢城，同保人失觉察，各杖八十，勒停，永不收叙，即经停而别投名者，许人告。条法仍有告获似此之人，赏钱五十贯。”
为了减少泄露狱情的可能性，宋代还就狱卒的使用作了一些回避规定。《宋会要.职官》卷二四载：看守若同犯人有亲戚关系，必须另行派人代替。规定 “大理寺手分、狱子，令本寺于外州军差拨。”
对越狱行为，《刑统》卷二八《被囚禁拒捍官司而走》规定：“诸被囚禁，拒捍官司而走者，流二千里，伤人者加役流，杀人者斩，从者绞。”“私窃逃亡，以徒亡论”，即依流徒犯在服刑期间逃亡论罪，按日计刑。“一日笞四十，三日加一等，过杖一百，五日加一等”。
对劫狱和盗囚制裁更严。《刑统》卷一七《劫囚》规定，“诸劫囚者，流三千里，伤人及劫死囚者绞，杀人者皆斩”，而且强调“但劫即坐，不须得囚。”至于窃囚，如果成功，窃者与囚同罪。“如果未能得逞，即未离禁系之处，窃者也需减囚二等科罪。窃死囚未得，徒三年；窃流囚未得，徒二年半。因窃囚而故意杀伤人者，构成抢劫事实，按劫囚法论处。”
（二） 狱具使用制度日趋规范
宋代正规狱具主要有枷、杻、钳、锁和盘枷。《历代刑法考.刑具考》卷一载：枷是一种束颈狱具，分二十五斤、二十斤、十五斤三种；长五尺至六尺，颊长二尺五寸至二尺六寸，阔一尺四至一尺六寸，径三至四寸。锁是一种脚镣，长八尺至一丈二尺。钳也是一种束颈狱具，重八两至一斤，长一尺至一尺五寸，其作用与枷相似。宋代，盘枷的使用广泛。“县送徒至州，州送囚于他所，催理官物，督责赋税，锢身千里之外，荷校连月之间，”都要使用盘枷。
关于狱具的使用，也有一些技术性规定。上狱具之前，囚犯须经狱医检查，有无疮病残疾情况，如果是女犯，还要检查是否怀孕，再决定是否戴上狱具。重囚封枷，用三指宽的熟铁片和厚生牛皮各两道；轻囚只用铁片两道，再用软麻绳把枷身缠紧。带长枷的重囚，夜间枷上，还得用长索串连，并在索上系响铃。犯人所戴的枷上，用真书大字写上犯人姓名，并且三、五日一换标签，使字迹清楚可辨。不同犯人，使用不同狱具。同时，宋代仿效前朝，对一些特殊犯人在狱具的使用上实行减等或散禁。犯人八十以上，十岁以下者，以及废疾、孕妇和侏儒之类，实行散禁---即不戴狱具关押。属于议、请、减范围，以及可用官当罪者，虽为流以上罪，也只锁禁；如果所犯徒罪属于公罪，一律散禁。
对违犯狱具法规的行为，《刑统》卷二九《应囚禁枷锁杻》还规定了制裁标准：“应枷、锁、杻而不枷、锁、杻及脱去者，杖罪笞三十，徒罪以上递加一等。”而应枷而锁，应锁而枷者，杖罪笞二十，徒罪笞三十，流罪笞四十，死罪笞五十。如果犯人自行脱去及更换狱具，也按上述条文治罪。对依法不应用狱具而随意施用狱具者，杖六十。
（三） 拘押和分类监禁制度完备
拘押制度，是指犯人应具备什么条件和履行哪些手续，监狱方面才能收押的制度。宋代规定，凡是将被收押的囚犯，须先有狱官写明犯罪事由，办理登记手续，然后由狱医检查有无疮、病、残疾，妇女是否怀孕，并且严格检查犯人随身携带物品，不符合规定的物品严禁入内。最后根据检查结果，进行分类收押。
我国早期监狱，多是无限制的混羁杂居，这是狱制混乱落后的重要表现之一。《新唐书》卷四八《百官三》载：唐朝初步实行“囚徒贵贱，男女异狱。”宋代不仅沿袭唐制，而且实行“轻重异处”。宋《狱官令》规定：“妇人在禁，皆于男夫别所，仍以尽可能杂色妇女伴守”；“重囚有病，须别牢选医医治”。可见宋代不但男女分开关押，而且有病也另行关押。
另外，对民事诉讼案件，因为担心串供，也要分开关押。但也有例外，为了和解纠纷尽快息讼，也有把当事人双方关在一起，便于融通感情。据南宋《叶适集》载：宁海县知县周淳中就这样做过，效果很好。有叔侄二人因财产诉讼系狱一年多，周淳中将其叔侄系于一室，并晓以亲义，最后叔侄二人相泣而息此讼。由此可见，宋代统治者意识到禁系方式对审判的影响，并利用这种影响协助审判活动。这表明，封建统治集团的司法水平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第三 法内施恩的悯囚制度
悯囚制度是中国古代监狱制度的组成部分，到了宋代得到完善，体现了他们“布德恤刑”的思想。不过，宋代更重视从保障囚犯的基本生活的立法方面来体现其悯囚愿望。
（一）衣食供给制度
对于囚犯的衣食，宋代有一些细节规定，如凡有家属者，由家属负责供给衣粮。无家属或贫困不堪者，官府供给，管给衣粮，每日每人二升（相当于当时社会标准口粮）。当然，要求自备衣粮，一方面是为了减少国家的财政支出；另一方面是为了防止无告的穷人以狱中衣粮为生计。
北宋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曾记载苏轼在狱中的情况：“苏子瞻元年间赴诏狱，与长子迈俱行。与之期，送食惟菜与肉，有不测，则撤二物而送鱼，使伺外间以为候。迈谨守，逾月忽粮尽，出谋于陈留，委其亲戚代送而忘语其约。亲戚偶得鱼鲊送之，不兼他物，子瞻大骇，知不免，将以祈哀于上而无以自达，乃作诗寄子由，祝狱吏致之。”
这是“乌台诗案”的一件有名轶事。但是，并非每个囚犯都有条件由家人供送衣食，有的因离家遥远，有的因贫困难支。对前者，《刑统》卷二九载：“囚去家悬远绝饷者，官给衣粮，家人至日，依数征纳”。对后者，《宋会要.职官》卷五五载，高宗绍兴十二年（1142）九月诏：“禁囚贫乏无家供送饮食，依法官给。”当时的盐菜津贴标准是，临安二十文，外路十五文；如果囚犯是寄禁犯人，只能得到标准定额的一半。
特殊情况犯人的口粮，尽管有规定可执行，但实际上很少兑现。在州一级，官府还有一定的财力，可在常平仓或义仓内支给，但在县一级，情况就十分凄凉。《通考.刑六》载：嘉泰四年（1204）有臣僚上言：“窃见县狱苦无囚粮，而城下之邑尤甚。法许于运司钱内支，往往县道不敢支破，例多陪办于推狱，私取于役户，分甘于同禁之人。箪食入狱，攫拿纷然，极可怜悯。” 宋政府只得再次规定，《宋会要.刑法》卷六载：县囚之粮“申州就于平米支拨，岁终州县实支数申提举司出豁。”为了保证囚犯的口粮供应，嘉定八年（1215），进而建“囚粮历”，“日具支破姓名，取其著押；不愿支者，亦明书何人馈饷，俾随禁历月申提刑司以备参考。”
（二） 病囚管理制度
为防止犯人瘐死，宋代在监狱医药卫生方面也作了一些具体规定。《宋史.刑法志》载：“诸狱皆厚铺席褥，夏日置浆水，其囚每月一沐”；“诸狱囚有疾病，主司陈牒长官，亲验知实，给医药救疗，重病者脱去枷锁钮，仍听家内一人入禁看待”。为加强对病囚的管理，由各州府颁发“印历”，各监狱狱官将囚犯病状，负责医治的官吏，医人姓名及治疗结果填写明白交本州长官签押，每年一换，以备检查。如果囚犯死亡，须经验尸后查明死因，方允许收葬。
设病囚院是管理病囚的一种重要方式，后唐长兴年间即有这方面的敕令，宋初编《刑统》时也继承了后唐的规定，在州府一级置病囚院，“或有病囚，当时差人诊候治疗”。宋代的狱医，称为“医人”，由懂医民户轮充，为宋代职役之一，官府建有医人名册，对其进行管理调用。如果有病囚，在册狱医须随叫随到，不准他人代替，并由当职官亲自点检。
保外就医是管理较轻罪犯的一项措施。北宋时期适用于杖以下罪犯，南宋时期适用于范围有所扩大。《宋会要.刑法》卷六载：“虽犯徒流罪而情款已定非凶恶者，即行责保知在，州委元差押医，每三日一次看验，如委实病损，即时申所属，却行勾追赴狱听候断遣”。还有“邸店养疾”，是适用于无人作保的病囚的管理方法。此外，有的地方还建立“安济坊”之类的慈善部门“以居病囚”。
为了督促狱官重视病囚，对病囚的生死负责，宋代制定了比较详细的狱官责任制。神宗治平四年（1067）十二月诏：“应诸州军府、军巡、司理院，所系罪人，一岁在狱病死及二人者，推司、狱子杖六十，每增一人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如五县以上州，岁死三人，开封府司、军巡岁死七人，如死二人法，加等亦如之。”
《宋会要.刑法》卷八载：孝宗淳熙元年（1174），又颁布“州官连坐法”，各州监狱管理不善，死亡人数过多，其狱官，令佐、守卒“悉坐其罪，不以去官赦原。”另一方面，对病死囚犯少的地方官吏，中央予以褒奖。《宋会要-刑法》卷六载，绍兴五年（1135），“宣州上收禁三百五十五人，及无病死人数，以最少去处当职官各转一官。”由此，官员得到了提拔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