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十大元帅中谁没参加长征

陈毅没有参加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而是留在苏区，疏散伤病员，掩护主力红军大转移，最后突出重围，开始了艰苦的赣南游击战。

　　1934年8月28日上午，陈毅来到老营盘红三军团第六师前沿阵地视察。当时国民党对中央红军的第5次“围剿”已进行了半年，并已突破了苏区周围的多层防线。我军的反围剿斗争已由军事上的冒险主义转变为军事保守主义，敌军步步进逼，红军节节后退，整个苏区日益缩小，危机四伏。陈毅在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受命兼任西方面军总指挥，负责指挥永丰前线的作战。由于红军在战略上采取保守主义的路线，西方面军与整个苏区情况一样，战线也是一退再退，现在已经退到了万安、老营盘一线，而且由于敌军力量十分强大，西方面军还在被迫后撤。陈毅心里很窝火，他不主张这个仗像现在这样打法，而主张“以我之长，击敌之短”，“集中一切力量潜入敌人之远后方”，但他的意见没有被当时的领导所采纳，这次前线视察的目的，就是要寻求击破敌军进攻的办法。

　　陈毅来到前沿阵地时，正赶上敌人一个师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红军阵地发起轮番攻击，师指挥所已向后转移。而当陈毅离开前沿阵地时，不幸被敌军的流弹击中，右胯骨受伤，顿时倒在地上，血流不止。“由于伤势严重，不得不由别人抬着担架送他去医院治疗”。就是这次负伤，改变了陈毅一生的行程。
陈毅住进了医院，他不知道就在他住院期间，整个局势发生了空前的变化。早在5月中旬，中央已开始秘密准备战略转移，7月至8月，中央还在彷徨之中，9月下旬蒋介石制定了“铁桶计划”，50万大军从四面八方向中央苏区的中心推进，准备将中央红军一举歼灭在苏区。在此期间，毛泽东曾多次建议跳出包围圈，打到敌人的后方去，寻机集中兵力歼灭敌人，以击退敌人的进攻，但他的建议如同对牛弹琴，“没人听他的话”，李德、博古这时掌握着红军的指挥权，他们根本听不进这位前指挥者的意见。直到10月7日，周恩来得到关于“铁桶计划”的绝密情报，李德、博古等领导人传阅后，大惊失色，他们知道，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如果再不冲出包围圈，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因此，一个大转移的决定就这样形成了。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所著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就是以陈毅住院的故事开头，他说：“陈毅四川人，当时33岁，已是红军的一位高级指挥员，他性格开朗，富有幽默感，是个乐天派。”

　　10月9日，一位护士进来了。“首长，有人要见你。”这个人就是周恩来。“后来，陈毅永远也忘不了周恩来看望他的这一天”。就在这一天，周恩来从军委调来一部汽油发动机，派了两名医生给陈毅作手术，周恩来告诉他，中央决定让他留下来，与项英一起负责苏区的工作，陈毅负责军事，项英负责全面。在此之前，周恩来已把这消息转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当年只有40岁，他已被排除在中央决策圈外，当时，他身患痢疾，时而卧床不起。但他听到这一消息后，还是在于都亲自作了转移前的调查研究，为中央下决心从于都方向突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0月10日，陈毅坐着担架来到中央军委驻地为主力红军送行，并听取指示。这次突围转移的红军有8·7万人，而留在苏区的红军还有4·6万人，其中有3万多人是伤员。面对险恶局势，凝望远去的队伍，陈毅百感交集，凄凉感、悲壮感、责任感一同袭来，他忍着伤痛，表示坚决服从组织安排，吃力地抬起身子，与多年奋斗的战友互道珍重，一一告别。陈毅的老朋友陈丕显在五十多年后说：“要是把陈毅也抬在担架上参加长征就好了。”

　　陈毅没有参加主力红军北上抗日的长征队伍，与留守的中央分局成立了特委，派出一大批得力干部到各地领导游击战争，疏散了大部分伤员，直到1935年2月13日才根据中央的指示分九路最后突围，后来才知道，其中只有三路突围成功，而其他六路伤亡惨重。

　　陈毅的伤口经过精心护理，已渐渐愈合，他不顾伤痛，经常坐着担架四处部署疏散转移。2月28日，他和项英等率领的所属机关部队从上坪山区冒雨突围。陈毅只能靠担架或拄拐棍行走。山路泥泞，队伍疲劳不堪，还经常遭到敌人的袭击和围追堵截，直到3月底，才突出重围，到达边区油山，与这里的特委和军分区会合，找到了一落脚点。到达赣粤油山的队伍连同油山原有的红军游击队，总共不到1400人。但就是这1000多人，一直在赣南坚持了3年，渡过了最艰苦的岁月，在边开展游击战争。直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这支红军游击队才走出深山，改编为江西抗日义勇军，准备走上抗日战争的最前线。

陈毅 原因腿部受伤，在做外科手术。

陈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