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摆脱了文人的窘迫。虽然“文章憎命达”，但憎不了鲁迅经济状况之宽裕。以往乃至今天的文人，若不做官经商当教授，或在体制内领饷，都和孔乙己差不太多。鲁迅强，用一管金不换的小毛笔收获银两，则不必向大势力折腰，不必说昧心的话。住租界、看电影、养活全家。
鲁迅不昏。他无论见流亡学生，见文豪萧伯纳，见官员，见各种趾高气扬的学者和天才都不昏头，诙谐不改、清醒不改、震怒不改。他对自己的身后，对儿子的前程，对诺贝尔奖落于谁头上，对到底谁当左翼文坛“盟主”，一概不起妄心。
鲁迅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越是弱国弱民，越喜欢四处树敌，喜欢高喊热血沸腾的口号。鲁迅虽然常常生发敌意，但没有煽动过对其他国家与种族的敌意。他明白，弱在自己身上，病在自己身上，仇视别人无益。他还明白，民族主义情绪最容易被具有别样用心的人所利用，生害。
鲁迅没有计划经济观念。作为作家，作为斗士、学者或以文字谋生的人，他不企图政府提供好的待遇，“养起来”。他没在文字间期待议员、督学这些官职，以及勋章和奖。他没有发出“文学衰落了啊”这类哀叹。
鲁迅不结党。虽然他和萧红等青年作家、曹白等青年木刻家、内山完造等外企CEO关系很好，但不搞小圈子，也不囿于小圈子。他并非一味怒目，也讲情商。他和福建省主席陈仪这样的国民党高官是好友，和瞿秋白这样的共产党领袖也是好友。他蔑视小圈子这么一种东西，以及小圈子之间的互吠。
鲁迅不搞浙派文学、绍兴味小说以及教授派杂文或旅日作家这一套，也不搞“一个学医的留学生的惊世之作”那一套。
鲁迅勤奋。用齐白石的话说，叫“不使一日闲过也”。
鲁迅擅骂，但不靠骂人出名，更不靠骂名人出名。
鲁迅算计过日子的经济成本。
鲁迅有大恨。且看那些在文坛乱骂的人，多是怀着一己的小恨发泄。鲁迅有大恨大怒。他是历史上第一个如此严厉地咤骂中华民族劣根性的人。他恨世道昏黑、生民愚昧，“用一双泪眼看着手术台上生息渐绝的母亲”(池田大作)。这个母亲是中华民族。他恨得上下求索，恨得言如厉鬼。这一种人间大恨，在其他人身上特别是现今人身上已经非常少见了。
鲁迅懂得尺度。他骂三千年历史，但未骂过上海滩的闻人如黄金荣、杜月笙、哈同等人。
鲁迅看不到希望。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在手术台上生息渐绝的母亲”，无论在国力上、外交上、国民素质上，鲁迅都没有看到这位母亲有康复的可能，进而有强壮的可能。鲁迅临终前不声不响躺了许多天，头脑清醒，时不时看一幅红衣女人的木刻作品。他一定想过，中国完了！中国就这么完了？……可惜他没看到今日中国。
鲁迅不养生。他在赌气的时候甚至薄待自己的身体。他对中医药有不公允的见解。他死于自身的肺病，而非诊治医生下毒。
鲁迅不喜欢猫、狗。不谈论戏曲、音乐。偶涉戏曲，也是讥讽
先了解生活中的鲁迅的性格，和他的生活习惯，
20年代，我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正值鲁迅先生在北大任教，有幸得到他亲自教诲，他讲授的《苦闷的象征》等课程，使我受到很大教育。他提出“艺术的出路是为大众服务；创作要担负起社会责任；作品的使命就是要站在大众的立场上，唤起读者的爱国[ ]。正是鲁迅先生拨亮我心中的向上火花，也正是鲁迅先生激发我写诗撰文，抨击时弊。那时先生上课，穿蓝色布衫，留很长的头发，还将铅笔夹在右耳上。开始我对先生耳上夹铅笔有些不解，恰有一次课后同行，至景山拐角，我见铅笔仍在先生耳和长发间夹着，便问他耳朵上老夹着铅笔干什么？他说：“我是改讲义上字用的。讲义印得仓促，错字很多，随时发现随时作个记号，将来好统一改正，免得误了学生。”先生在北京大学教书，经常早来晚走，来有及回家吃饭，就在红楼前的小饭摊上随便吃一点。一次，下课后我和先生路过小饭摊，他问我回家吃饭，还是在小摊上吃一点。我说：“随便。”他说：“那好，咱们就吃这荞麦条子吧！皇帝老儿未必享受过这么美味的佳肴。”这种小饭摊多卖玉米窝头，荞麦烙烙之类，来用餐的也都是些人力车夫，卖报童叟。饭摊上只有一个条案，全无桌椅可用，端上一大碗荞麦面很是显眼，鲁迅先生却十分泰然，津津有味地吃着，还不时向周围的人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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