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刘半农的事例，多点

对于刘半农，我以前所知道的，仅仅知道他是一个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在提倡白话文的那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他写了许多白话文，是白话文运动真正的实践者。看了《人间世》第十期上的几篇文章之后，我对刘先生有了更深更全面的了解和认识。

我看的这几篇文章是：李长之先生的《记念刘半农先生》，蔡元培先生的《哀刘半农先生》，吴稚晖的《失了一部最珍贵的大字典》，赵景深的《刘复诗歌三种》。这四篇文章三篇是悼念性的文章，一篇是对刘诗歌集的评析和鉴赏类文章。

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论定”，意思就是说一个人死了，那么对这个人的评价也就基本上确定了。我始终觉得，就中国而论，只有人死了以后才能真正地对这个人做一个客观的评价。人活着，人们就必须要顾及到这个人的地位、权势、脸面等等诸多问题，于是对这个人的评价一般是赞扬多批语少。当然也有例外，比如说“仇人”多的，必然会遭到“仇人”的迎头痛击或当头棒喝，鲁迅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例。当然在这儿我们把这样特殊的例子（因为这样的例子终究还是极少数的）抛开，回到我们前头的话题。在中国古代皇帝死后都有谥号，如“汉高祖”、“唐太宗”等等，这一类谥号一看就让人肃然起敬，但另外一些谥号就不是如此了，如周厉王，如有在天之灵的话，谁也不愿别人称他为“厉”。所以“死”在一定程度上成了界定一个人品行的分界线。人入土之后还能留有美名的，他一定会流芳百世，相反则遗臭万年。

刘半农先生不幸于1934年7月14日“仙逝”后，很多人都对其进行了哀悼。中国人有个习惯，哀悼别人的同时也就是对其一生进行评定的时候，所以看一个人一生如何就看其死后之悼念文章即可，“窥一斑而知全貌”。三篇悼念文章各有其特色，各有各的悼念方式。这三篇文章当中，文笔最好、思路敏捷且行文流畅的当推蔡元培先生的文章。《哀刘半农先生》一文站得高，有一种高瞻远瞩的气势。文章虽然最短，但最有权威性。在他的笔下，刘半农先生简直是可和培根（蔡元培先生可能赞成“培根就是莎士比亚”这一历来争论不休的观点）、歌德并驾齐驱的人物，因为他不仅是文学家，同时又是科学家。作者结合自己和刘的交往举了许多事例，不由人不信他的所言。三篇文章中写得感情最真挚的莫过于李长之的《记念刘半农先生》，作为一个青年后起，李长之的文笔虽显稚嫩和平实，但在叙述文字的字里行间我们还是能体会到李长之对刘半农先生的敬仰和钦佩之情，特别是对刘半农先生人格和道德修养的赞谥让我们真正地和刘半农先生进行了跨世纪的近距离“触摸”。三篇当中吴先生的《失了一部最珍贵的大字典》写得最活。我从来没有想到悼念性的文章还可以用这种亦庄亦谐的形式来写。这篇文章虽然有点像在编故事或寓言，但读后真正让我们对刘半农先生的逝世感到无比的惋惜和悲痛。

赵景深先生是采用了另外的形式来悼念刘半农先生的：分析刘先生的作品。在这儿我也就不再详加分析了。

通过这几篇文章，刘半农先生的形象在我脑海中生成：一个平和的人，一个具有书生气质的平和的、或许还带着金边眼镜的人。我觉得他正用他那双睿智而又温和的目光望着我。

1917年到北京大学任法科预科教授，并参与《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工作，积极役身文学革命，反对文自文，提倡白话文。 1920年到英国伦敦大学的大学院学习实验语音学，1921年夏转入法国巴黎大学学习。 1925年获得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所著《汉语字声实验录》，荣获法国康士坦丁·伏尔内语言学专奖。 1925年秋回国，任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讲授语音学。 1926年出版了诗集《扬鞭集》和《瓦釜集》。 1934年在北京病逝。病逝后，鲁迅曾在《青年界》上发表《忆刘半农君》一文表示悼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