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世纪的皇权角逐过程中，各诸侯间征战不断，东罗马形成东部正教会，即东正教，东罗马帝国的教会一直处于王国的附属地位，西罗马为罗马公教即我们所说的天主教缘由是分几个方面的，东西罗马帝国分裂后，各自形成了自己的教宗，这时教会出现了质的变化，与其对应的东罗马帝国，由于皇权一直存在到1453年才被土耳其帝国灭亡，所以，所以主动权就随之转化到了教会。
其次，在罗马皇帝的管理下，法兰克皇帝采用了教宗的加冕礼，继承了罗马皇帝的合法权利。
首先，各诸侯国为了得到合法的帝位，都自然地形成了教宗加冕认可的必须性，而各诸侯都不再拥有如法兰克皇帝那样的实力，并更希望基督再临，救民于水火。
再次，欧洲贵族的采邑制将国土分割的越来越小，教宗只是皇帝的附属官员，就将一切希望交付给了上帝，更紧密的崇尚教会，而宗教则没有界限，随着各领主各支配的地域越来越小，而教会则聚合的越来越大，逐渐使教宗凌驾于各王权之上，整个欧洲都最终被神权笼罩，而其蛮族皇帝接受了基督教，为了合法的接收罗马帝国的权利，但是随着西罗马帝国的覆灭，情形就有所变化，罗马人的国家覆灭了，所谓蛮族登上了历史舞台，大量的日耳曼人部落进入欧洲腹地，紧接着法兰克王国征服了大部分地区，因此自始至终斗没有形成神权凌驾于王权的局面，之后随着法兰克帝国的分裂，欧洲进入了四分五裂的诸侯国的相互角逐时期，普通民众失去了希望。
中世纪的欧洲，面临着严重的对外冲突。他们不仅要和同处基督教系统，但却自奉正宗的东罗马帝国进行地缘博弈，还要与崛起的伊斯兰势力，在东南欧和北非展开搏杀。甚至，在东欧方向，以匈人、蒙古人为代表的草原游牧势力，还时不时的挥师西向，对欧洲文明构成致命威胁。而除了保国卫教，为了获取土地、财富，控制商路，甚至恢复宗教圣地等种种考量，欧洲本身也有东进拓土开疆的需求。
总而言之，无论是自保还是开拓，中世界的欧洲文明，对外战争不可避免。而鉴于其所面对的，都是至少在军事上十分强大的势力，这种外战的惨烈程度，自然也可想而知。
高频率，大规模的外战，这对欧洲文明自身提出了极高的要求。欧洲要想争取胜利――或者至少别被人打垮，那不仅物质层面要达到相应的量级，政治上，也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权力，这样不仅能够将各地的资源有效的集中到一起以供博弈，而且在展开具体行动时，也才能够保证协调一致。
而这恰恰是欧洲的软肋所在。众所周知，中世纪的欧洲天主教世界，政治上四分五裂，不仅有大大小小数十个王国，王国之下，还有公国、侯国，直到最低等级的骑士。每一级领主，都有相应的自主权，整个欧洲社会政治上极端撕裂，属于典型的封建。
这种封建政治体制，使得欧洲的资源，被人为的分散成了各个大小不同的部分。如果不能将它们有效整合，欧洲别说齐心攘外了，连抵御外敌入侵都十分困难――天主教世界在中世纪外战中的整体劣势，与这种支离破碎的政治结构有着极大的关联。
鉴于外部势力的过于强大，欧洲为了在跟东罗马、伊斯兰、蒙古等外部威胁的博弈中不落下风，就有必要加强中央集权――直白点说，各地区有必要交出部分对自己的支配权力，集中使用。
可是，交给谁好呢？交给某一个国王？可是，国王是世俗权力的代表，其之世俗权力，是以其所在国家支撑的。而国家又是以地缘板块为基础构建。
欧洲地缘结构四分五裂，缺乏一个强大到有能力一统全欧的强势地缘板块，这使得欧洲天然不具备一个世俗强权。如果把权力交给某一个国王，不仅其他国王不会服气，而且他们也怕这种权力转移，会让这位“皇帝”获得超出其国家地缘实力的额外力量，进而反过来依仗这种力量威胁自己。
所以，这个权力，不能交给某个世俗的国王。既然如此，适合享有这种权力的，就是教会了。教会影响覆盖全欧，能够得到大家的普遍认同，更重要的是，教会毕竟是个宗教组织，就算掌握些世俗权力，但毕竟有限，不会直接威胁到各国的世俗权力。
而对教会来说，既然它得到了一定的干涉世俗的权力，那它也要做出相应改变。首先，它不能按照那种松散的纯宗教模式来构建自己的组织，而必须按照世俗的标准，让自己的架构更加严密化，具体来说，就是得有一个最高话事人。而且，在履行这些世俗的过程中，也必须有一个最高裁决者，这样才能解决现实层面的各种问题。这种情况下，以前的罗马教会大主教的权威进一步上升，成为政教合一的教皇。
其次，鉴于欧洲地缘结构的松散，所以内部政治上也四分五裂，各国之间极容易爆发冲突。而且，由于欧洲无法产生一个强大到足以一统四方的核心地缘板块，所以大家谁也没法彻底压倒谁，即便偶尔出现个强势政权实现大一统，也是昙花一现，很快就会因地缘结构的天然肢裂而土崩瓦解，诸侯乱战呈长期化态势。
可是，战争意味着物资消耗，意味着破坏，意味着人口减少。这对在中世纪本就不富裕的欧洲来说，是很难承受的。所以打的同时，大家也都有停战的需求――不然老这么消耗下去，大家的最终结果就只能是同归于尽。
既然要停战，那就必须要谈判，而对立的双方，即便都有停战之意，但各自的立场和底线也都差的太远，所以必须要有一个有权威，且立场公正的势力从中调和。而罗马教会无疑使最合适的――大家都是基督的信徒，教会出面最合适，而且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各国都是天主教势力范围，所以教会至少看上去没必要特别偏向谁，具有中立性。而这种调停人（甚至某种程度上是裁决者）的身份，又加重了教会的政治权威。
而随着罗马教皇的政教合一，欧洲文明也进入了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整个中世纪，欧洲不仅贫穷落后，而且思想被严重扼杀。天主教会极端排斥任何异己思想，并不惜以宗教审判等形式，对任何新思潮予以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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