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丝绸之路如何连接中国与泰国？

位于中南半岛中南部、泰国湾内的泰王国也是中国的近邻，自古就是东西方海上交通、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中心。泰国是一个以泰族为主体民族组成的国家。泰族是属于汉藏语系的民族，定居于今日泰国北部的时间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之初。据《汉书·地理志》“粤地”条记载，早在汉武帝时，携带着大批丝绸的中国海船就通过今泰国湾和泰国境内的古国——邑卢没国和谌离国，越马来半岛，跨印度洋而至黄支国（令印度康契普腊姆）。可见西汉时，泰国就已经是中国海船航行印度洋的必经之地，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古代，在泰国境内，有许多由各民族建立起来的互不统属的小国，而这些小国又多与中国有着朝贡关系和贸易往来。据中国史书记载，三国时的东吴曾派朱应、康泰浮海出使扶南（今柬埔寨），“其所经及传闻，有百数十国”。回国后，朱应撰写了《扶南异物志》，康泰撰写了《吴时外国传》，内中都提到了当时在泰国境内受扶南控制的许多小国，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国家是金邻国（亦称金陈国）和顿逊国（亦称典孙国）。金邻国的政治中心在泰国的中部，暹（xiān）罗湾古称金邻湾，就是因金邻国而得名。

公元6世纪下半叶，在今泰国南部又出现了赤土、盘盘、哥罗、狼牙修和堕罗钵底等一些小国。这些国家虽然各自为政，却都与中国通过海上航路保持着外交和经贸关系。隋大业三年（公元607年），隋炀帝命常骏、王君政出使赤土国，携带大批丝绸和各种丝织物以赐赤土王。常骏等自南海郡（今广州）乘舟起航，沿今越南海岸线航行，到南海人泰国湾至马来半岛的泰国南方沿海一带。赤土国王派船30艘迎接隋使。回国时，赤土王又遣其子那邪迦随同常骏回访中国井贡方物。

唐代，堕罗钵底国已经成为泰国湾沿岸的重要国家，统治泰国湄南河下游以佛统为中心的广大地区。据《新唐书·投和传》载：“投和，在真腊南，自广州西南行百日乃至……无赋税，民以地多少自输（输：交纳）……民乘象及马，无鞍（dí，马缰绳），绳穿颊（jiá）御之……贞观中，遣使以黄金函（函：用匣子装）内表，并献方物。”可知其在唐朝时就与中国有着海上交通和朝贡贸易关系。从史书记载中还可看出，堕罗钵底国其时已有高度发展的文化，特别是佛教，已经相当盛行。正因如此，至今，佛统仍是泰国佛教的中心。

居住在湄南河上游的泰族各部落原受真腊所控制。公元13世纪，乘真腊国势衰微之机，泰族在泰国北部地区扩张，把本属于孟·吉蔑（miè）语系的民族排挤到山地，并逐步南下定居在湄南河流域。公元1238年，泰族首领马哈柴柴查纳亲王后裔坤邦克郎刀创建了以素可泰为中心的素可泰王国（《元史》中称其为“暹罗”），历史上称作素可泰王朝。

13世纪末至14世纪初，还出现了以清迈为首府的兰那泰王国和以帕耀为中心的帕耀王国。中国史书称兰那泰王国为“八百媳妇国”，传说因国王有妻八百，各领一寨而得名。据泰国历史传说，兰那泰国王孟莱归并了附近几十个泰族部落，建立了以景线为中心的部落联盟国家，并不断向南扩展。公元1292年，它征服了以南奔为中心的孟人的哈里奔猜国（中国史书称它为女王国），以清迈城为其国都，国势日强。1338年，兰那泰兼并了帕耀国，成为泰国北部的强国，直到19世纪初，它才被南部的暹罗所归并。

素可泰王国在国王坤腊马甘亨（敢木丁）时代，不断向外扩张，其势力到公元13世纪末已扩大到整个湄南河流域，成为统一的强国。素可泰同中国的关系十分密切，在中国元朝近百年的历史中，素可泰遣使入元就达12次之多。据说国王坤腊马甘亨在位时，素可泰曾邀请中国的制陶工匠到泰国宋加洛开窑烧制陶瓷，其产品曾畅销东南亚各地。公元1282年、公元1293年和公元1295年，元朝廷曾三次遣使访问素可泰。公元1378年，素可奉被南方新兴起的阿瑜陀耶王国所征服，至公元1438年则完全被其吞并。

阿瑜陀耶（或称为“大城”）王朝时期，正是中国的明清之际。《明史》中称阿瑜陀耶为“暹罗”或“暹罗斛（hú）”。公元1377年，明朝正式授予该国国王“暹罗国王”称号，从此中国史书皆称其为“暹罗”。从15世纪起，阿瑜陀耶国力逐渐强大，工农业生产迅速发展，对外贸易也十分活跃，国王还拥有一支庞大的船队，专门运载货物与中国和东南亚各国进行贸易。据中国史书记载，从公元1370年至1643年问，明遣使者到阿瑜陀耶访问共有19次，而暹罗遣使人明竞达112次之多。中国航海家郑和率船队七次下西洋，也曾两次抵访暹罗。不难看出，明代是中暹两国友好交往的黄金时代。

从17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清王朝统治中国200多年。其间，暹罗经历了阿瑜陀耶王朝以及其后的吞武里王朝和曼谷王朝，中暹之间的关系仍然十分密切。这200多年间，暹罗曾44次遣使入清。清政府还奖励米商到暹罗贩米。暹罗在拍那莱王（公元1656～1688年）时代，曾组织专业船队同中国进行贸易，暹罗的各种特产也源源不断地运到中国的许多港口。

暹罗盛产柚木。柚木质地坚硬，不易腐蚀，是珍贵的造船材料，而且造价低廉，因此18世纪时，暹罗便成了华人在海外的造船中心。公元1722年，清政府为了解决东南沿海严重缺粮的状况，要求暹罗运米30万石到闽、粤、浙沿海港口销售，不仅给予免税优待，而且还实行奖励制度。这一时期，中国货船络绎不绝地远航暹罗，湄南河上，经常可以看到长列的中国货船在行驶，载重从200吨至600吨不等。停泊在湄南河码头卸货并装运大米的船只多达150艘，船队长约2英里。可见当时中暹大米贸易之盛。暹米的大量进口不仅缓解了中国东南沿海的粮食困难，冲破了海禁，促进了民间海外贸易的发展，而且也冲破了禁止中国人到暹罗造船的陈规。18世纪至19世纪之交，中国与东南亚进行贸易的帆船，都是在暹罗建造的。因其船首不像中国国内所造船只那样有辨别省籍的油漆标志，所以人们都称其为“白头船”。据统计，公元1812年，华人在暹罗投资所打造的帆船达136艘，其中82艘是从事暹罗与中国间的贸易的。

旅居暹罗的华人不仅在暹罗为国内造船，而且也为暹罗国王的造船场造船。19世纪20年代，英国东方学者克劳弗德（JohnCrawfurd：llrd，公元1783~1868年）曾率外交和贸易代表团访问泰国和越南的宫廷，并于1828年刊印了《出使暹罗和交趾支那宫廷日记》。在这本《日记》中，克劳弗德为我们留下了这样的记载：“暹罗国王所拥有的大造船场，每年有6至8艘大商船下水，在船坞里领导工作的，主要是一位中国工匠，下面的工人通常是暹罗人。”西人怀特（J．White）在其《航行中国的历史》一书中写道：“暹人造船设计，无不模仿中国。”“暹罗不但在船舶的设计和制造，而且在航海和驾驶技术的发展方面，也无不受到中国的影响。”“暹罗国王每年派出若干艘商船开往日本，这些商船全都由中国人驾驶。”

19世纪20年代，暹罗每年要向中国输入数十万担大米、6万担胡椒、3万担食糖、3万担苏木，此外还有象牙。铅、锡等货物。19世纪中叶以前，中国一直是暹罗最主要的贸易对象，年贸易额达614000铢（合76756英镑）。当时，西方人都公认“曼谷事实上就是中国与东南亚贸易的中心口岸”、“曼谷是好望角以东仅次于加尔各答和广州的第三个重要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