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政治与决策科学化之间的关系

一、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的内涵及其矛盾与斥力
1、决策民主化的内涵。行政决策民主化就是指行政决策主体，在决策过程中与社会公众保持密切的联系，最大限度的让人民群众参与决策，使人民群众能够通过各种有效的信息渠道，充分表达对各种行政决策选择方案的意见和建议，达到决策体制符合民愿、决策目标符合民情、决策方式考虑民力、决策过程尊重民意、决策结果顺应民心，最终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行政行为。
简言之，所谓行政决策民主化就是指行政决策在制定的过程中充分保持广大公民的参与度，力求使决策的达成融入人民的力量，最终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行政行为。
2、决策科学化的内涵。行政决策的科学化或者科学决策，是指行政决策在科学的决策理论指导下，按照科学的决策程序，运用科学的决策方法进行决策。包括决策体制的科学化、决策程序的科学化、决策方式的科学化。行政决策科学化的本质内涵是决策的内容必须是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符合事物发展的基本要求，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拥护。它是和决策的随意性、人为因素以及浪费等相对应的概念。为此要建立一整套决策的程序、体制、方法才能保证决策的科学化。
简言之，所谓行政决策的科学化就是指决策的正确属性，以及是否能够最大程度的契合当时的环境，强调的是决策的做出是否既考虑到了降低成本，又考虑到了各个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分配，或是否很好的处理了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协调了各方的利益格局。
3、两者的矛盾与斥力。一般情况下，行政决策的民主性并不能兼容行政决策的科学性，相反，行政决策的科学性也不是完全能兼容其民主性，在行政决策实践中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矛盾和斥力。决策民主性强调的合民意性，而决策的科学性强调的是合规律性，有时候往往行政决策的民主化以失去决策的科学性为代价，或者是行政决策的科学化以失去决策的民主性为代价。
　　改革的不断深化，社会结构、利益格局日趋多元化，特别在社会转型期，随着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政府一项行政决策的出台涉及的不仅仅是民生问题，还有生态问题，发展问题等。也不仅仅是两个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而是在更大范围、更多的主体之间利益的整合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还有社会问题，文化问题等。因此在这样的环境下，对决策的民主性与科学性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稍有不慎，决策便会带来巨大的成本与恶劣的社会影响，如厦门PX事件。所以新时代背景下对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便显得更为迫切。
　　在决策实践中，政府决策存在着草率决策，随意决策，决策的经济导向和政绩导向，出现了大量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等现象。归结起来，就是没有把决策的科学性与决策的民主性统一起来，把民意与科学结合起来统筹谋划，要么在某项决策偏向于科学性，要么在某项决策中偏向于民主性。大多数情况下是偏向于注重行政决策的科学性而忽视了行政决策的民主性。行政决策的出台主要是采用专家咨询的方式。而并没有考虑人民力量的参与。
其实，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是可以统一起来的，一个正确合适的决策是可以把科学性寓于民主性中的，同时把民主性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既在民主过程中寻求科学性，在遵循规律性基础上追求民主性。这样一种决策模式或许才是我们现如今急需要的一种决策模式。在这样一种模式下既能充分地反映民意，体现决策的合法性，又能保证决策的质量，降低决策的成本，提高行政效率和管理水平。
二、以民主作为决策的基础，保证行政决策的合法性。
1、民主决策要以人为本。建立人本的理性权威，体现对人的真正尊重和敬畏，而不是把以人为本作为一个口号。在政府实践中把人本的终极价值当作评价一切制度和规范，以及政策措施优劣的最高标准、终极标准。“执政效果问民意” ，重庆在行政实践中，注重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这个做法给出了很好的诠释。要把所有人都当作人看，正视、尊重他们的需求、兴趣、爱好、宗教信仰，以及觉悟层次的差别等，不能采用唯一的高标准要求所有人。
遵循帕累托最优与帕累托改进原则。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ality)，也
称为帕累托效率（Pareto Efficiency）、帕累托改善、帕雷托最佳配置，是博弈论中的重要概念，并且在经济学，工程学和社会科学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帕累托最优是指资源分配的一种理想状态，即假定固有的一群人和可分配的资源，从一种分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变化中，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也不可能再使某些人的处境变好。换句话说，就是不使任何其他人受损的情况下不可能再改善某些人的境况。帕累托改进是通过持续改善，不断提高社会的公平与效率，从而使社会和事物发展达到“理想王国”。简而言之，各方都有利、都同意的事情或制度安排，一定是帕累托改进。具体说来就是政府要最大限度地改进和增加民众的福利。
　　 2、扩大行政决策民众参与的途径。目前我国民众参与行政决策的主要途径就是参加听证会。听证会的确在很大程度上为人民参政议政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但是现在的听证制度存在着诸多的弊端。例如确定听证代表的遴选程序、标准和数量不透明；缺少听证代表意见的信息反馈制度；缺少规范化的听证程序以及听证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听证笔录对行政机关缺乏约束力；缺少听证权利的救济途径。正是由于听证制度存在着如此之多的弊端，所以不能满足人民对参政议政的需求。所以扩大行政决策参与的途径成为刻不容缓的问题。应该在建立听证制度为核心的情况下积极发展和完善公众其他参与的途径，让公众有更多的选择。比如说发展和完善社情民意反映制度、专家咨询制度、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
　　3、决策效果由民众评价。民主的主动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把握着，政府又是由政府官员组成，所以说，政府官员充分掌握着决策是否民主的主动权。官员如果想推进民主，再大的代价民主也能顺利开展下去，官员如果没有民主的意识，成本为零的民主也付诸不了实践。所以要推进决策的民主化，官员的主观意识是关键。首先当然要帮助官员树立正确的民主观。
首先，要让干部真正明白自己的权力来自人民，人民作为权力的所有者当然在权力的行使过程中要参与进来。其次，要树立民众作为决策的评价主体。这就必须靠制度创设，单靠宣传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重庆市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好的榜样，如“三项制度”、“三维考核”[1]“三项制度”拉近了干部与人民群众的距离，“三维考核”对干部的考核动真格的了，政府的政绩真正由老百姓来评。
以往决策效果都是由上级领导评价，上级说决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你就有升官的可能。这样的决策评价机制，使得官员当然在进行决策时都特别去迎合上级的意思，而不考虑群众的意见。而由百姓来评价你的政绩就改变了行政决策评价的主体和导向，你政府必须满足了群众利益诉求，才可能得到好的评价。重庆的实践就十分生动的说明了这个问题。
4、决策的执行过程中要有民众的参与。决策在执行过程中，如果偏离了最初制定的决策方案。不仅使决策达不到预期的效果，还挫伤了民众参与决策的积极性。所以在决策的执行过程中，必须有人民的监督，以便及时纠正决策执行中出现的偏差。真正的民主不是花钱让民众坐在一间空房子里高谈阔论，然后由工作人员把人民谈话的过程记录起来。而是应该把记录起来的东西付诸实践。
实现决策民主化要从转变观念、完善体制等方面入手。一是从转变观念入手,提倡民主精神，破除各种不适应于改革开放新形势和市场经济发展的旧的决策观念，树立重视民众参与的决策观念，专家咨询观念，集体决策观念，决策权力分散、下放观念，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观念，重视决策跟踪评价观念等。同时，营造一种民主、平等、协商的公共政策环境，形成一种人人能畅所欲言，充分表达自己观点，并积极提出政策建议的局面，促进多种公共政策方案的优化与选择。二是理顺决策子系统中各种决策主体的关系。既要保证党对公共政策工作的领导，又要保证人大和政府的决策权，充分发挥它们作为公共政策主体的地位和作用。三是完善体制内的公共政策研究组织，从法律上保障其应有的地位，赋予这些研究机构相对的独立性、主动性及工作的灵活性，使之能够积极主动对公共政策问题进行跟踪研究，主动提供咨询、建议，而不是被动地作政策调研论证，提高其权威性。四是大力发展体制外或民间的政策研究组织，让其充分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全过程，形成强大的决策参谋后盾。　　
三、以科学作为决策的目标，保障决策的正确性。
• 科学决策不能唯科学主义。科学主义是一种主张以自然科学技术为整个哲学的基础，并确信它能解决一切问题的哲学观点。盛行于现代西方，它把自然科学奉为哲学的标准，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和研究成果简单地推论到社会生活中来。如美国新实在论者要求哲学家效仿科学家。美国哲学家W.奎因则说，认识论就是生物学对自身的运用。唯科学主义在国外是一个贬义词，是对那种把自然科学看做文化中价值最高部分的主张的一种贬称，但在我国有一些科学主义者，却把这当做一个美称来加以提倡。
• 科学决策要注重政策过程，保证决策方法和程序的科学性，这就是：利益表达-利益综合-政策制定-政策执行-评估修正。把握科学决策的标准：效益(effectiveness)标准；效率(efficiency)；充分性(adequacy)标准；公平性(equity)标准；回应性(responsiveness)标准；适当性(appropriateness)标准。
　　1、专家咨询是保证决策正确的保障。现代社会面临的决策问题与传统社会迥然不同，当前经济全球化、信息化趋势加快的，各类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各种社会关系、利益矛盾十分复杂，而且关联性日益增强，牵一发而动全身。在新媒体时代，互联网，微博使信息传播速度大大加快，社会和环境的快速变化又要求公共决策者及时地作出回应。在这种情况下，仅仅依靠少数几个管理精英的知识和经验已远远不够，必须依靠“智囊团”、“思想库”这样的“外脑”来广泛集中“民智”，着力集成各部门、各领域专家学者的智慧，才能确保决策的正确性和科学性，降低决策的风险。真正有效解决有效决策能力与职责不对称的矛盾。同时专家咨询还体现了决策的民主化。专家咨询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体现的是精英决策的模式，然而咨询机构和咨询人员对公共问题的思考角度往往具有社会化和公众化的倾向，再加上专家来自于不同的科学和职业领域，具有多元的价值取向，体现着不同的政策目标，因此对于同一个公共问题就可能存在着不同的决策方案。专家咨询的过程就是一个集思广益、民主集中的过程。政府需要做出的决策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而政府的管理人员很难在每个领域精益求精，这就使得专家的咨询成为必要和必须。
　　2、充分发挥NGO的作用。NGO(非政府组织)一种由职业，如教师、律师、金融家、银行家连接而成或是由共同的目的如环境、和平、人权组织起来。这些组织可以说基本上反应他们这一类群体的利益诉求。但是由于这一类组织的广泛性和专业性，政府在行政决策过程中，应该积极鼓励NGO参与进来。比如政府要出台一项关于教育方面的政策，就应该邀请这方面的NGO参与进来。这些组织不仅涵盖了来自民间可贵的声音，而且由于这种组织的专业性往往能为政府的组织带来科学合理的意见。
　　3、尽可能地收集整理信息，信息完备性是决策科学性的必要条件。任何重大的决策其实就是信息的输入、加工转换和输出的过程，信息时代更是如此。决策的科学性与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基本上是成正比关系。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现在社会利益格局的多元化，一项决策可能涉及的对象有多少？谁也说不清楚。于是信息的重要性显得更为重要。所以政府在决策前必须收集到充分的信息，了解到各个对象们的利益诉求。然后从各种备选方案中选出满意的决策。尽量使对象之间的利益损害与获得达到平衡。具体是要在信息收集方面采取正确的手段、正确的途径；收集过程中，切忌以偏概全，保证信息的完整性，防止信息失真；积极努力做好信息收集前的工作；对资料或信息要进行周全的思考分析，着重从事实的全部综合环境区对信息进行分析处理。
　　4、建立科学合理的决策归责机制是保证决策科学性的制度保证。明确的决策归责机制，是约束行政决策随意性的好制度，没有决策归责机制，必然会产生“三拍决策”。所以在决策的归责机制建设中要坚持贯彻“谁决策、谁负责”的原则，真正做到责、权、利的统一。对于决策失误，必须追究决策失误的责任人。决策责任追究的必要条件是必须有一个严格的决策责任追究制度，有一个使决策者对自己决策负责的刚性制度，并且这种刚性制度要渗透到法律中去，决策者带来了经济上的损失就必须承担经济上的责任，带来了政治上的损害，就必须承担政治上的责任。同时对决策责任追究，应该不要沿用“法不朔及既往”的原则，应该对决策者实行无期限责任制。如果发现决策产生重大失误，无论决策者升到什么级别，调任到何处，都应该追究其责任。不能使任何决策者有任何的侥幸心理。更重要的是要建立相应的决策失误赔偿制度。绝不几句简单的检讨就能了事的，决策失误不仅浪费的是国家和集体的财力物力，损失的政府形象与政府信誉，责任可谓重大。
• 总之，决策的科学性与民主性是表现决策质量的基本指标，决策的民主性与科学性必须同步推进。实现决策科学化要从组织设计、决策程序方面入手。第一、实现组织设计科学化。要准确定位政府的职能。把政府的决策职能和执行职能适当分开，某些执行职能应由社会经济组织和中介组织承担。政府承担的职能过多，任务超载，必然影响政府的政策决策效率，结果是许多应该由政府制定政策来解决的社会问题不能进入政府的政策议程，造成政策盲区。为此，中央政府的机构改革要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减少不必要的中间环节，提高政府对社会问题反应的灵敏度和准确性。要重新界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权力界限，使政策决策任务适当分流。第二、推动决策程序科学化。完善和建立政策议程程序；完善政策规划的程序；完善政策合法化程序。第三、提高决策科学化程度。要建立健全政策决策系统,以决断系统为核心,充分发挥信息系统、咨询系统、监督系统的作用。同时，应优化决策及执行人员的素质。
只有把群众利益与科学精神整合起来，以科学决策为基础，民众利益最大化
为导向，才能尽量做到民主性与科学性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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