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大家为什么对出国这么热衷？

毕竟国外，尤其发达国家回来的，在国内被盲目的热捧。

　　这个现象当然表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确实达到了一定的富裕水平，一部分中产阶级已经能够承担得起发达国家的教育产品了。尤其是对于在炒房热里发财了的人来说，欧美的大学教育也算不上有多贵，卖掉一套房子，让孩子在发达国家念个本科是轻轻松松的事情。
　　这轮“留学运动”是从80年代开始的，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发展到了今天这一步。过去高层领导的孩子要上的是北大、清华和人大这样的学校，但现在往往直接送孩子出国念书；过去北京四中因为有很多领导子女而吸引了大量资源，而现在人大附中因为出国服务做得好，对广大领导的吸引力一跃而超过北京四中，因而也吸引了更多的资源投入。在学界，“海龟”博士比“土鳖”更容易找工作，已经是普遍现象；“土鳖”博士哪怕没机会出国念个学位，在找工作之前也要尽量申笔留学基金委的钱，找个外国大学，混一个交流资历。在商界，成功的商人送孩子出国念书，早就是十分普遍的现象。

　　在学界，“海龟”博士比“土鳖”博士更容易找工作是普遍现象；“土鳖”博士即便没在国外拿到学位，也要想办法出国镀层金。
　　这种现象其实在广大发展中国家是比较普遍的。大量前殖民地国家虽然在政治上独立了，但它的精英都会跑到发达国家，尤其是前宗主国哪里去留学。甚至日本、韩国、新加坡这样的发达国家，政府高官留学欧美都非常普遍。在这方面，新中国其实长期是个例外。在建国后前三十年，由于冷战的缘故，即便留学，通常也只能去苏东社会主义国家。但由于中共在革命过程中，“本土派”战胜“留苏派”，其结果是，即便你是从莫斯科回来，留学经历对于个人的上升也并不一定构成明显的助力因素。改开尤其是冷战结束之后，这个状况就发生了很大变化。90年代的留学归国人员通常都尝到国家政策倾斜的甜头，有多少人刚从美国拿到博士学位，回来就是教授副教授。在政府体系里，金融部门引入的“海龟”最多，话语权也最大，“据内部人士透露，在人民银行里面，曾经有一段时间以说英语为荣，说汉语不行的，领导批阅文件，还时不时用英语。”（见《世界博览》文章《中国“海龟”从政者多了还是少了：专访欧美同学会副会长兼商会会长王辉耀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
　　那么，放到今天，“留学运动”的社会分层效果究竟是什么呢？ 它从总体上究竟会是促进社会流动，还是已经变成了社会阶层关系凝固化的中介？这无疑是特别需要实证研究来回答的问题。但在现在，对一些假设的探讨，也许是可能的。
　　对于从政来说，拿洋文凭是否构成助力，目前还并不明显。改开之后，中国逐渐形成了干部的年龄梯队，到一定年龄混不到一定级别，就很难上去了。如果按照年龄来踩点，在国内大学本科或硕士研究生毕业之后进入从政通道（在学校也可以从团委学工系统开始），是比较理性的选择。在国外读了博士回来，年龄就太大了；而读一个一年的硕士，除非是特别好的学校，也很难为自己的经历加多大分。那么，如果从本科就出国留学如何？我国高官送孩子出去念本科的情况是比较普遍的，但如果孩子未来要从政的话，此举未必明智。大学本科对于一个孩子的思想形成来说非常关键，这个时候他如果受的是美国的教育，就往往跟中国有一定的隔阂；另外一个因素是，在国内读本科，这些同学未来可以形成一个相互支持的关系网络。而在国外本科学校外国人的关系网络，对于回国来从政，就很难有直接的作用。而如果让孩子从高中到大学都在国外念，以上问题就可能更加突出。不过，许多官员之所以送孩子出去念书，恰恰并不是想让他们从政，而是因为自己有根深蒂固的不安全感，想给自己留个后路，因此这很难说是延续自己的权势地位的做法。真正在这方面有想法的官员，应该做的是让自己的孩子在国内读完本科，尽早开始仕途，然后通过援疆援藏或跟对领导等方式来跳级。
　　当然，官僚体系内部不同部门常有较大差别。金融监管专业性特别强，从国外直接引进人才就比较常见，国内“海龟”学者直接转岗去当金融部门的处长司长的也有不少先例，“海龟”们最后形成了很强大的影响力，以至于出现以说英语为荣的风气。前面所说的年龄梯队的影响，对于金融系统就会弱一些。发改委、财政部也有不少“海龟”，但这些部门要考虑的政治社会因素要更多一些，“海龟”的影响力要小一些。而如果要做统筹全局的官员，现在还看不出“海龟”有多少明显的优势。

　　金融领域海归比较多，一般官僚系统年龄梯队对金融系统的影响也就弱一些
　　对于混学界来说，拿洋文凭在入口处已经构成明显的优势。一流高校聘请“海龟”博士，二流高校聘请一流高校博士，这已经是普遍态势。在职称晋升上，理工科要求发国际SCI是很正常的，理工科文章对于语言要求没有那么高，只要有真正的科学发现，“土鳖”也能顺利写出洋文文章来。但一些社会科学院系的职称晋升，也到了只认在国际SSCI刊物上发表的洋文论文的地步，而这当然对“海龟”们是很有利的。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个态势还会持续下去。对于想进入一流高校工作的学术青年来说，出国留学变成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选项。
　　而在企业界，一个年轻人要从员工干起，在国内念个本科，再弄个洋硕士学位，在起点处有可能比其他人跑得快一些。这一点在金融行业尤其明显。有统计报告表明，海外留学生中超五成就读商科，读商科的人中又有超七成就读金融相关专业。从事金融业的“海龟”，起薪和“土鳖”相差不大，但工作1-3年之后，薪酬就和“土鳖”拉开距离。这一点不难理解，发达国家玩金融的经验，要比从计划经济转过来的中国要丰富得多，在国外读个金融专业学位，在国内实战中的确能派上一定用场。
　　而就已经成功发家的商界人士来说，很早就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国外去念书，对于保守已有的财富来说，在一般情况下是正面的——如果其子女不是在国外花天酒地，而是真正地把书给读下来的话，他至少会经受过远离自己的家庭一个人打拼的磨练，这样获得的不仅是一个文凭，同时也是一笔经历和能力。商界人士的子女未必会从商，很多人继承父辈的股份，但从事了其他职业。但只要其个人具备一定的素质，家族的财富是可以得到保守的，家庭在社会分层中的地位也不会下降。当然，中国现在的富豪们很少是拿洋文凭出来的，他们很多人是在创业门槛比较低的年代，从社会底层摸爬滚打出来的。在未来，底层当然还有可能出一些商业天才，但在一个创业门槛越来越高的年代，受过良好教育的“富二代”受到底层的挑战也会大大减弱。
　　中国的精英阶层如此积极地投资于子女海外留学，当然是冲着它的高回报去的。这种高回报率并不仅仅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带来的自然结果。在清末废科举之前，朝野很多人都知道欧美列强的新学很厉害，但是照样让子弟去考科举，哪怕是从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毕业的严复，回国之后也不断参加科举考试。原因很简单，在当时的中国，科举是最为权威的社会身份授予机制，科举考试的功名是全社会都承认的硬通货，以此为资本，可以获得很多其他的利益。清政府为兴新学而废科举，而新学的祖宗当然是在欧美，于是欧美文凭就成了新的硬通货，拿了欧美文凭，再经过清政府简单的考试认证，就可以转化成举人、进士这样的传统身份。清政府倒台之后，连这样的考试认证都没有了，只要让大家相信你是拿了洋文凭回来的，真假都无关紧要。所以胡适没有博士文凭，都自称博士很多年；蒋委员长在日本陆军振武学校接受军士教育程度的训练，却长期说自己是士官第六期毕业生。今天中国比民国强的一点是，海外学位确实有一个严格的认证过程，这有助于减少“克莱登大学博士”方鸿渐们的活动空间，但海外学位的回报率仍然是非常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