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对幼儿园的教育教学带来了哪些变化

新闻传播学的历史相对年轻，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新闻学在德国和美国形成学科，20世纪40年代传播学在美国形成学科。新闻学在中国作为一门学科，以及中国新闻学教育的开端，通常以1918年10月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成立作为标志；而1978年7月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刊物《外国新闻事业资料》首次公开介绍传播学，通常被视为中国传播学研究的起点。现在“新闻传播学”在我国列为一级学科，下设新闻学、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
　　新闻学形成学科之际，世界工业化国家的传媒业已经完成从政党报刊时期向商业报刊时期的转变。中国的新闻学研究起步较早，但是中国传媒业的发展尚主要处于政党报刊时期，因而从新闻与政治的角度研究新闻传播，自康梁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到共产党，一脉相承，形成强大的政治（政党）新闻学的研究传统；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形成的学术新闻学的传统，除了在那个短暂的时期较为彰显外，基本处于附属地位。传播学自70年代末引入后，多次将其批判为“要害是否定阶级斗争”；90年代初以后，传播学的研究获得了较快的发展。
　　新闻是信息的一大类别，新闻和新闻的传受是新闻学的逻辑生长点；而传播学的研究对象是广义的信息和信息交流现象。两门背景不同但有密切联系的学科的交融，适应了社会信息化的现实，打开了研究的广阔思路。信息交流渗透到人类的一切活动之中，是形成人类关系的材料，是流经人类全部历史的水流，延伸着人类的感觉。新闻学和传播学的整合、融合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1）改革开放以来新闻传播学发展的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拨乱反正（1978-1984年）。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新闻学研究重新开始，传播学也跃入研究者的视野。由于在基本的认识上将新闻与宣传的概念等同或混淆，新闻学是从讨论“什么是新闻”重新开始的；而对传播学的研究，首先讨论的是以何种批判的眼光看待的问题。因此，第一个阶段尚谈不上“研究”，主要是对“文革”的拨乱反正。1979-1980年间分别在上海、北京、兰州召开了多次全国性的业界和学界的研讨会。其中1979年3月召开的全国新闻工作座谈会，出席158人，来自全国一百多个新闻和教学单位，原定会期8天，结果开了15天。在这个阶段，传播学的研究一度由于怀疑它的“资产阶级性质”而停顿。无论如何，这个阶段诞生了建国以来第一本新闻学的专著，也出版了大陆第一本传播学的代表性译著。重要的是，新闻传播学终于有了一个相对好的研究起点。
　　第二个阶段：学术研究急速转向探讨新闻改革（1985-1989年）。伴随着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兴起，中国的新闻业进入了狂飙突进的发展时期。报业形成以党报为核心的多层面、多侧面、多种形式的新的报业体制，电视首次替代报纸成为最大的传媒形态。于是，探讨新闻改革成为新闻传播学界的热门话题。中国的新闻传播与政治有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相当程度上新闻传播是政治的一部分，因而它的自身调整能力需要依靠政治权力的支持而获得发展动力。学界过多地介入其实需要由政界解决的事项，便注定了必须重新回归自身的命运。
　　第三个阶段：多角度的学术化发展（1992年至今）。经过两年的清查和思想清理运动之后，新闻传播学适应了在中国特色的环境中发展自身，政治上与党中央自觉地保持一致，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思想上也自觉地保持一致，某些研究内容的选择、某些概念的使用，严格遵循上级的指示，以保障社会观念的稳定。与此同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拉开了距离，过去人们的注意力除了政治没有其他，现在，政治家、新闻传播学者、传媒的具体主办者各自有了自己的活动空间，他们之间有较密切的联系，但已经能够大体分清各自的领域，没有必要完全纠缠在一起。因此，新闻传播学学科研究的广度明显加大，并开始向研究的纵深发展。最近的十来年，是新闻传播学发展最为稳定和收获丰厚的年代，尽管同时也存在较多的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