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一体化发展已初步处于要素一体化阶段,目前正在向政策一体化阶段迈进。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区域经济研究所孙久文所长指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演化一般要经历三个阶段,即贸易一体化,取消对商品流动的限制;要素一体化,实现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政策一体化,实现区域内政策的统一和联动。目前京津冀地区原则上已不存在商品流动的限制,人员自由往来,基础设施共建,产业转移已开始进行,空间布局上的对接已经开始……因此可以判定:京津冀一体化已初步处于要素一体化阶段,下一阶段应向政策一体化阶段迈进。政策一体化问题包括整合目前各区域发展目标,以实现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导向,制定京津冀生态环境的建设和补偿方案以及产业发展区带动其他区域发展的方案;在产业规划协调方面,促进技术合作与转让,大力发展生产型服务业;在区域空间一体化方面,进一步完善城市道路网和城际交通网,把城市间“点对点”的交通以及统筹规划和建设区域基础设施(港口、机场)网络作为未来的建设重点。
京津两市在发展条件、产业结构、城市功能、发展阶段以及辐射范围等多方面存在互补性和错位性,是京津合作共赢的重要基础。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学院祝尔娟教授提出,在城市发展上,京津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北京已经迈向后工业化社会,而天津正处于工业化进程加快、重化工业大发展阶段,工业仍然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在辐射范围上,北京和天津事实上处于不同层面,北京更多的是面向全国乃至世界,而天津则是面向区域,面向环渤海乃至整个北方。京津之间多方面的互补性、错位性和差异性,正是京津合作、共赢发展的现实基础和最佳利益结合点。
平等、互利、共赢是区域合作的基点。河北经贸大学原书记于刃刚教授风趣地将京津冀关系,比喻为“双黄蛋”和蛋清的关系:京津好比“双黄蛋”,河北省好比“蛋清”,“蛋清”与“蛋黄”山水相依、紧密相连。河北省人口6800多万人,18.8万平方公里,占整个京津冀地区面积21万平方公里的89.5%。真正的区域一体化,应当是京津冀城市群、港口群、产业群的联合。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杨连云研究员从促进京津冀持续协调发展中河北的贡献与代价的角度,强调应加大国家对河北生态区、贫困带的生态补偿和扶持力度。京津冀一体化,不能以抑制一方来发展另一方,必须站在平等互利共赢的基点上。
区域经济兴,则地方经济兴。滨海新区不只是天津的,也是京津冀的。天津滨海综合发展研究院邢春生副院长重点分析了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可能给北京和河北带来的机遇及产生的影响。他指出,滨海新区作为区域增长极,在区域经济发展中主要应发挥四大作用:产业传导、技术扩散、功能服务和创新示范。滨海新区的开发,不仅有利于天津建成北方经济中心,而且有利于促进京津冀协调发展。滨海新区的开发可为北京服务业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促进北京科技研发与天津制造优势的结合,促进天津与河北省的经济融合,推动京津冀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体化,带动京津冀对外开放,并对全国改革起到示范作用。北京市政府研究室史利国副主任认为,滨海新区要成为京津冀的龙头,必须把大家的利益融合进去,需要不断挖掘和扩大利益共同点。就北京来说,应更加积极地研究如何借助滨海新区促进自身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优化,使自身及区域在发展上能够相互汲取源源不断的能量。
推进政府合作,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要建立京津冀的政府合作机制,为各方一起商讨、确定、研究问题,寻求共同利益所在及其实现途径,制定并落实相应措施,为引导、推动三地企业和行业组织开展区域合作提供制度保障。推进政府合作,应把握三个原则:
一是循序渐进、从易到难;
二是平等协商、求同存异;
三是尊重市场、依靠企业。
政府要改进经济调控方式和手段,将主要精力和工作重心集中于市场机制培育和障碍破除,为降低生产要素流动成本创造条件。区域合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应放在构建区域统一市场,为企业充分发挥追逐利润的天性,加速区域产业布局和地区分工形成,实现地方经济与区域经济紧密关联、相互促进,为增强整个区域经济活力提供保障。杨开忠副主任提出,在继续深化市场机制、合作机制、互助机制、扶持机制等四大区域协调机制的同时,京津冀应重点推进三大机制建设,即金融协调发展体制机制、社会协调发展体制机制、生态文明建设体制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