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以及创作背景_
介绍《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生于1648年,山东曲阜人,孔子的六十四世孙。孔尚任于青少年之际,正值明清易代,战乱频仍。他目睹山河破碎,曾想隐居不仕。但后来清政权逐渐稳定,他也改变了初衷。当康熙皇帝到曲阜祭孔,他被选为御前讲经人员,受到皇帝赏识,以后奉召到京任国子监博士。跟着,被派往参加治河工作,在江南一带流连四五年之久。
在江南,孔尚任了解到人民的疾苦,结识了许多明朝遗老。凭吊过故国文物,思想上又起了激烈的变化。本拟在宦海扬名的他,陷入了深沉的反思之中,他回京后写出的《桃花扇》,正是经过体验反复思量的产物。
孔尚任为什么要创作《桃花扇》呢?他在《桃花扇·小引》中说得十分明白。这就是通过“场上歌舞,局外指点”,让观众“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达到“惩创人心,为末世一救”的目的。换句话说,孔尚任是要表现南明亡败的过程,总结历史的教训。
如何总结南明亡败的教训呢?出身于地主阶级、深受儒家封建思想影响的孔尚任,不可能全面、准确地分析南明的败亡的原因;受过清朝恩泽,而且处在民族问题上诸多讳避时代的孔尚任,也不可能秉笔直书满洲铁骑对江南的蹂躏。根据他的认识水平,他只能看到南明的灭亡,主要是因为福王任用了权奸。“权奸者,魏阉之余孽也;余孽者,进声色,罗货利,结党复仇,隳三百年之帝基者也。”(见《桃花扇·小识》)因此,《桃花扇》虽涉及农民起义问题,但态度是错误的;也涉及民族斗争问题,但笔调是隐晦的。孔尚任只把一腔怒火,尽情向马士英、阮大铖之类的权奸发泄。整个戏,也只围绕着马、阮和复社文人以及平民大众的冲突而展开。不过,话也说回来,权奸误国,的确是促使南明复灭的重要原因。作者虽然没有全面地反映出历史的面貌,把握住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是揭露出当时存在的尖锐的社会问题,提出了足以发人深省的历史教训。
南明兴亡,时间虽短,但也头绪万端,如果在舞台上一味罗列史迹,势必如断烂朝报,使观者味同嚼蜡。孔尚任则以李香君、侯方域的故事为经,以广阔的社会生活为纬,交织成南明时代的历史图景。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以侯、李定情的一柄扇子,牵动整个时代,“南朝兴亡,遂系于桃花扇底”。
内容简介_
《桃花扇》一开始,便写复社领袖之一的侯方域,在南京流连诗酒,爱上了江南名妓李香君,可是阮囊羞涩,两袖清风,无法如愿。那时候,阮大铖也在南京闲居,正受到复社文人围攻排斥,狼狈万分。为了讨好复社诸人,改变不利的处境,他拿出金银财物,请杨龙友赠送给侯方域,以便俟机拉拢。侯方域不晓得袖里乾坤,欣然接受杨龙友的馈赠,梳拢了李香君。
侯、李的爱情也和当时的党派斗争联结在一起了。
赏析_1699年,继洪升《长生殿》传奇之后,经过作者孔尚任十年苦心经营、三次易稿的《桃花扇》传奇脱稿了。当时在南中国各省起兵抗清的前后三藩早已平定,清朝的统治巩固下来了。在清政府利诱、威迫兼施的文化政策之下,被称为“一代正宗”的《望溪文集阮亭诗》,都因才力单薄,为有识者所不满。“南洪北孔”就成为照耀文坛的双星。
《桃花扇》传奇是孔尚任通过明末复社文人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爱情故事来反映南明一代兴亡的历史戏。1644年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攻下了北京,明崇祯帝(朱由检)在煤山自杀,吴三桂勾引清兵入关,中国黄河以北各省陷入大混乱的状态。这年五月,凤阳总督马士英内结操江提督刘孔昭、南京守备徐弘基,外结靖南伯黄得功、总兵官刘泽清、刘良佐、高杰等,在南京拥立福王(朱由崧),建立了南明王朝。当时南明王朝统辖的中国南部各省都还完好,南京据长江下游形势之地,是明代二百多年的陪都所在,对南方各省还有一定程度的号召力量。清人入关之初,兵力不过十多万,占地不过关外辽东一带和河北、山东的部分州县。在这样双方形势对比之下,当时南明王朝若在政治上采取一些较开明的措施,团结内部,一致对敌,即使暂时不能出师北伐,收复失地,也还有可能像东晋、南宋初期那样,坚守江淮,徐图恢复。可是南明王朝建立之后不久,清兵即渡河南下,列镇望风迎降,扬州失守,南京跟着陷落。这曾经一度为南中国人民所属望的南明政权,仅仅支撑了一年,就土崩瓦解,不可收拾。后来南方的人民虽先后拥立鲁王、唐王、桂王等抵抗清兵,但比之南明王朝建立初期,形势已大相悬殊,终于为清兵所各个击破。为什么南明王朝会这样快地覆灭呢?明末清初的不少文人、学者曾经企图根据当时的历史事实加以说明,而孔尚任的《桃花扇》则是要求通过舞台艺术形象揭示出南明王朝没落的必然性的。
在《桃花扇》传奇一开始的时候,作者就在我们面前展开了复社文人陈定生、吴次尾等对魏阉余孽阮大铖的斗争。这实际是明代从万历、天启以来统治阶级内部长期派系斗争的继续。代表统治阶级内部最腐朽黑暗势力的阮大铖,正在等待时机,重新起来执政。以陈定生、吴次尾为领袖的复社文人,在政治上继承东林党的主张,有他们进步的一面。然而他们在“中原无人,大事已不可问”的时候,依然流连风月,买醉征歌,这就通过舞台上的人物活动,说明他们不可能担当起挽回国家危急形势的艰巨任务。
跟着复社文人对阮大铖的斗争而来的是为了建立南明王朝而引起的统治集团内部的争论。以马士英、阮大铖为首的魏阉余孽勾结江北四镇,企图迎立福王。为复社文人所拥护的史可法、左良玉都曾表示反对,没有成功。福王即位,马、阮当权,他们一面卖官鬻爵,尽量搜括,来满足他们荒淫无耻的生活;而缇骑四出,捉拿东林、复社党人,企图一网打尽,使这新建立的王朝愈来愈离开了人民,也愈走向没落。《桃花扇》第二十五出,写福王当北兵即要南下时,他所关心的只是怎样在宫中选优演戏,及时行乐。第三十六出写马士英、阮大铖在南明即要灭亡的前夕,还念念不忘他们的“一队娇娆,十车细软”,十分深刻地写出了这统治集团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
当时南明王朝所赖以守御江北的是黄得功、高杰、刘良佐、刘泽清等四镇,所赖镇守上游的是左良玉的兵力。由于这些部队本身的腐朽和统治集团内部无可调和的派系矛盾,终于使他们的力量在内战里面自相抵消。史可法出守扬州,满心希望出兵北伐时,江北四镇将领就为了争夺扬州地盘,起了内讧。后来经过史可法的苦苦调停,高杰也自知寡不敌众,才同意离开扬州,前往开洛防河。高杰引兵北上之后,为睢州镇将叛徒许定国所暗算。剩下黄、刘三镇又为了统治集团内部派系的斗争,被马士英、阮大铖等调去阻塞左良玉兵东下,河淮一带,千里空虚。因此当清兵南下时,只留下史可法一支孤军,困守扬州。扬州一失,南明王朝也就跟着覆亡了。
当吴三桂勾引清兵入关,民族危机间不容发的时候,摆在南明王朝面前的主要任务,是缓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统治阶级与人民之间的矛盾,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共同对付当前最大的敌人。可是由于明代统治阶级在当时已经十分腐朽,代表这个腐朽统治阶级的人物,不论文官、武将,都只知道尽量向人民搜括财富,供自己的荒淫享乐。因此由这些代表人物所组成的南明王朝内部,除了彼此争夺派系的、个人的利益之外,是不可能从国家的共同利益出发,团结内部力量来对付南下的清兵的。
当时在南明统治集团内部比较贤明的人物并不是没有,传奇中所写的史可法就是在这方面有代表性的人物。然而由于当时整个统治集团在走向腐朽、没落,他在这个统治集团内部的地位,也就愈来愈陷于孤立。《桃花扇》传奇演南明王朝建立之后,史可法即因为马士英所忌,出守江北。到他镇守扬州之后,江北四镇将士又因早就与马士英勾结,不听他的指挥。明末清初有些历史作者也看到了史可法才能短绌的一面;然而重要的并不是史可法个人才能的问题,而是当时整个形势使史可法的才能不可能得到发挥的问题。传奇第十八出当四镇将士为争夺扬州,自相水火时,史可法只能写一张告示来调停,效果当然是不大的。第三十五出写史可法死守扬州时,只能以痛哭流涕激励部下,也不能挽回危局。然而作者已经通过一连串的戏剧行动,把史可法当时的处境揭示给读者:他上不得朝廷的信任,下不能指挥诸将,剩下部下的三千残兵,也同样受了这腐朽统治集团的影响,军心动摇;那他除了痛哭流涕,决心以一死报国之外,就很少别的道路可走了。
南明王朝内部派系之间的尖锐矛盾;马士英、阮大铖等亡国士大夫的荒淫无耻,倒行逆施;史可法的困守扬州,孤忠无助;它们从不同方面说明南明王朝没落的必然性。这些历史现象,在《桃花扇》传奇里得了了集中而完整的反映。《桃花扇》的爱国主义精神,也即作者所说的“兴亡之感”,主要表现在这些方面。
然而《桃花扇》不是历史教科书,作者在创作上所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怎样通过当时流行的戏剧形式――传奇来反映南明的历史。既然是传奇,就需要通过剧中男女主角的离合悲欢,把南明一代的兴亡串连起来演给观众看。“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实事实人,有凭有据。”正是作者在这方面最好的自白。
那么作者是怎样借传奇中男女主角侯方域、李香君的离合之情,写南明一代兴亡之感的呢?《桃花扇》传奇中的女主角李香君是明末南京秦淮名妓。作者在第二出最初介绍这个人物时就给我们一个与一般妓女不同的印象。她色艺非凡,曾得到当时复社领袖人物张天如、夏彝仲等的赞赏;她的师傅苏昆生又是在复社文人声讨阮大铖之后,坚决离开了阮家来教她歌曲的。我们从后来她在戏剧里所表现的一连串行动看,这些最初跟她接触的人物,对她的生活态度是起了正面的影响的。
明末东林、复社文人由于在政治上有比较进步的主张,跟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官僚展开了一连串的斗争,赢得了东南各大都市人民的好感,也受到歌台舞榭里那些丧失了人身自由的女子的欢迎。李香君既受到复社领袖人物的赞扬,她师傅又是坚决反对阮大铖的人物;那当她跟侯方域结合之后,为了侯方域,也为了她自己的前途,把侯方域从阮大铖与杨龙友所做成的圈套里挽救出来,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却奁〕这场戏的重要意义,在于它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秦淮歌妓与复社文人的关系。这除了男女双方在才华上、容貌上互相倾慕外,还在政治态度上互相影响。这是在《桃花扇》以前的儿女风情戏里所少有的。
李香君在出色地演出了〔却奁〕这一出戏之后,不但成为侯方域的“畏友”,同时还赢得复社文人普遍的尊敬。然而,这对于那要收买她来拉拢侯方域的阮大铖来说,真是“陪了夫人又折兵”,他的老羞成怒,是势有所必至的。就这样,作者通过〔传歌〕、〔眠香〕、〔却奁〕等几场戏,逐步把这出戏中的女主角推向当时统治阶级内部派系斗争的尖端。
当南明王朝建立之后,由于这个王朝是建立在极端腐朽的统治基础之上的,这王朝的代表人物,从福王由崧以至马士英、阮大铖、田仰等,他们所追求的是一种荒淫无耻的生活。李香君是一个以色艺著称的歌妓,她的名气愈大,这个腐朽统治集团里的人物,就越要千方百计地把她抢夺过来,作为自己玩弄的对象。然而李香君由于过去在对阮大铖的斗争中,曾经为侯方域及复社文人所器重;为了复社,也为了她自己的前途,她自然要坚守妆楼,等待侯方域的到来,拒绝了南明统治集团里的人对她的追求。就这样,作者把李香君为了本身幸福所进行的斗争,跟当时统治阶级内部政治斗争很自然地结合起来。传奇中第十七出总批说:“南朝用人行政之始,用者何人,田仰也;行者何政,教戏也。因田仰而香君逼嫁,因教戏而香君入宫,离合之情又发端于此。”正确地指出了香君的不幸遭遇是与南明腐朽王朝的政治措施密切相关的。
作者所以采用侯方域赠给李香君的诗扇作为全部戏曲的主要线索,用意是深刻的。这诗扇本是侯方域与李香君定情的表记,在当时习俗,它是象征着男女双方的全部爱情的,因此它就可能把有关侯、李双方的爱情关系贯串起来。从另一方面看,侯、李双方的结合是当时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政治斗争中的一个小插曲,而李香君在这次政治斗争中一开始就表现了十分鲜明的态度,这就埋伏了后来马士英、阮大铖等对她进行迫害的祸根。传奇第二十一出写阮大铖怂恿马士英去强逼香君嫁给田仰时说:“当年旧恨重提起,便折花损柳无悔。那侯朝宗空空梳栊了一番,看今日琵琶抱向阿谁?”这就说明阮大铖等的迫害香君,还含有对复社文人进行报复的意图。那李香君的以诗扇作武器,抗拒了阮大铖等对她的迫害;最后更不惜血溅诗扇,以死守楼;不仅表现了她对爱情的坚贞,同时也即挫折了阮大铖借此对复社文人进行报复的卑鄙企图。这样,通过这把诗扇,又有可能把南明复社文人对魏阉余孽的斗争联系起来。
从〔却奁〕到〔骂筵〕,作者通过一连串的戏剧行动,发展了香君性格中优秀的一面,塑造了各种动人的舞台艺术形象,揭示她在当时政治斗争中的鲜明态度。“堂堂列公,半边南朝,望你峥嵘。出身希贵宠,创业选声容,后庭花又添几种。”“东林伯仲,俺青楼皆知敬重。干儿义子从新用,绝不了魏家种。”这里正是香君这个受南明统治集团重重压迫的人物,代表了当时广大人民对马、阮等权奸进行有力的鞭挞。
作者写香君坚决拒绝马、阮等权奸对她的迫害,坚守她对侯方域的爱情,还是从她本身生活出发的。传奇第二出〔欢歌〕,当香君刚刚在戏中露面,她的假母李贞丽要她温习新腔时,她皱着眉头说:“有客在座,只是学歌怎的?”这里已细致地透露出她对自己处境的不满。由于她在当时是一个失去了人身自由的歌妓,从她自己所熟习的生活里,她完全可以想像得到,十倍于此的难堪境遇,正在后面等待着她。因此当她跟侯方域结合,并因而受到侯方域以及其他复社文人应有的尊重以后,坚决选择了她自己所认为比较正确的道路,拒绝了阮大铖、田仰等为她布置好的一个新的圈套,是丝毫也不足奇怪的。传奇第二十三出〔寄扇〕有着这样的一段对白――杨龙友说:“你看这桃花扇,少不得个顾曲周郎,难道青春守寡,竟做个入月嫦娥不成?”李香君说:“说那里话,那关盼盼也是烟花,何尝不在燕子楼中关门到老。”苏昆生说:“明日侯郎重到,你也不下楼吗?”李香君说:“那时锦片前程,尽俺受用,何处不许游耍,岂但下楼?”这就说明李香君的苦守妆楼,正是为了她自己所憧憬的一个美满幸福的前景。这样的刻画香君,才是合情合理,有血有肉,而不是作者主观概念的化身。
侯方域比之李香君有他软弱的一面,他最初与香君的关系,不过是一种名士风流,借此消遣春愁的行径;〔却奁〕一场更在阮大铖、杨龙友的巧言利诱之下,在政治上表现了动摇。由于马、阮的当权,四镇的专恣,他在政治上寄予很大希望的史可法也不能有所作为,他在政治上的一切活动并没有收到效果,李香君对他的一切属望也只能归于幻灭。这不仅是侯方域、李香君爱情的悲剧,同时关系着南明一代的兴亡。
《桃花扇》写明末复社文人侯方域避乱南京,结识了秦淮名妓李香君。两人一见钟情,定情次日,香君得知婚事费用皆出于魏忠贤余孽阮大铖,其意在结纳方域,以求开脱名。香君义形于色,立即下妆却奁以还。大铖衔恨,乘左良玉移兵南京之时,谣言方域为良玉内应。为避害,方域往淮南投奔史可法,为之参赞军务。甲申三月,李自成入京,崇祯自缢,□臣马士英、阮大铖等即于南京迎立福王,建立南明朝廷。昏王□臣不理朝政,征歌逐舞。马士英、阮大铖又屡屡加害香君,香君不屈,守楼明志,血染桃花,廷筵骂座,入宫软禁。方域回到南京,与复社文人一起被阮大铖捕获,也锒铛入狱。不久清兵南下,弘光、马、阮出逃。方域出狱,随张瑶星往栖霞山。香君趁乱出宫,也随人入山。侯李二人在祭坛相遇,张道士以国恨、家恨之言点醒他们,二人双双入道。全剧在一派悲歌声中结束。
《桃花扇》是一部历史剧,作者以数十年的工夫探求历史的真实性,达到“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确考时地,全无假借”的程度,可以称得上是当时历史舞台的一部“信史”。
《桃花扇》共四十出(其中有4出各加1出,实际共44出),分上下两卷,是一部忠于史实的优秀历史剧,它与《长生殿》、《西厢记》、《牡丹亭》并称“中国古典四大名剧”。“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是《桃花扇》的重要主题,作者以侯、李爱情故事为线索,利用真人真事和大量文献资料,形象而深刻地揭示了明末腐朽、动乱的社会现实,谴责了南明王朝昏王当朝,权奸掌柄,争权夺利,置国家危亡于不顾的腐朽政治。剧中主人公李香君虽为歌妓,却有明确的生活思想和是非界限。她把坚贞的爱情与反对邪恶势力的正义立场统一起来,不为利诱,不畏权奸,感人至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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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扇》
《桃花扇》原是清代孔尚任编写的传奇剧本。1937年冬上海沦陷后,欧阳予倩和他的剧团排练演出了京剧《桃花扇》的改编本,借古喻今,流露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思想。1939年在桂林,他又将京剧《桃花扇》改编成桂剧演出。话剧《桃花扇》是1947年初欧阳予倩和新中国剧社到台湾演出时,由于这时已是抗战胜利之后,话剧本删去了抗战时期过分影响时局的部分,突出了正义与邪恶,爱国主义和卖国主义的思想斗争。话剧《桃花扇》塑造了一位富有反抗性格,具有坚贞爱国情操的风尘女子李香君的形象。1947年由新中国剧社首演,由欧阳予倩执导。1957年,欧阳予倩为中央戏剧学院实验话剧院再次导演《桃花扇》,以他精湛娴熟的导演手法,和演员、舞台美术工作者共同创造了和谐统一完整的演出,体现了他将话剧和民族传统戏曲的精华融为一体的思想,体现了他特别强调的民族感情及其表达方式,以独特的民族风格为话剧民族化的探索做出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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