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儒、释、道三家之中,儒学或曰儒家一直被称作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在精神气质方面,它一直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世界和日常生活,迄今其巨大的影响还隐约可见。
儒学的发展历程分为四个阶段: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形成;汉代儒学成为正统思想;宋明时期儒学向理学演变;明清时期出现了大量的进步思想家,对传统儒学进行了批判和继承。
就时代背景而言,先秦儒学所面临的是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孔孟上承周文教化并通过自己的损益创造,将礼仪法规转化为人们自觉的道德实践,从而奠定了儒家内圣之学的基调;董学”是为适应汉代一统国家的政治需要,从揉合“六艺之科”和“孔子之术”入手,而精心炮制的一种专门为政治统一作理论解释的学说。它适应加强一统的中央集权的需要,编造了适应大一统的“天人感应”和“三统”(黑统、白统、赤统)循环的政治理论;它适应加强君权的需要,敷衍了“君权神授”的神学目的论;它适应维护大一统纲常的需要,将先秦多家(不止儒家)的相关思想改造成以“三纲五常”为基础的“忠孝”理论(人们往往认为“三纲五常”只是对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发挥,欠妥!因为至少“儒家”以外的韩非也提倡“忠孝”);它适应维护和延续一统国家的需要,提出抑制土地兼并,主张限田、薄敛、省役等主张等。总之,“董学”是在对先秦“六艺之科”与“孔子之术”进行揉合,对包括阴阳五行、儒、道、墨、法、名、杂,乃至术数和方技等家在内的百家学说,加以杂交、嫁接、敷衍、改造的基础上,而炮制的一套以“天人感应”、阴阳五行和“三统”(黑统、白统、赤统)循环等学说为其理论基础,以“君权神授”和“三纲五常”为其核心内容的,驳杂而又系统化、理论化的思想体系。宋明儒学所面临的是佛道泛滥、儒学衰微的局面,程朱、陆王诸大师通过对佛道的吸纳和扬弃,重建孔孟道统,将儒学推进到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儒学是文化道术,它反映代表的是整个社会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原则。通过考试儒学出仕朝廷为官,实际跟“察举”一样,是封建时代“霸王道杂之”或曰“外儒内法”的政治格局下的制度安排或选择。这样一种制度,对于儒学来说,就像对于王权一样,具有某种双刃剑的性质。从这样一个视角观察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科举制与国学的关系乃是立体复杂辩证的。
早在原始社会宗教就已经存在,它产生的根源和基础在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以及原始人对自然斗争力量的软弱。那时,宗教规范往往成为人们共同遵守的社会规范。在最原始时代,在阶级分化发生之前,人类就开始了各种宗教活动
,人对自然力的敬畏,对自然界种种现象的思考等精神活动会变成宗教这种社会性的活动呢?从原始宗教的产生来看,在管理人的集体活动的组织,如国家机器,还没有产生,科学和教育还十分不发达的时代,宗教是限制人的自然属性,保证和培养人的社会性的唯一有效的手段。从考古和民间传说我们了解到,原始宗教祭拜的是他们身边的东西,如猎人祭拜的是各种动物、山神;渔民祭拜的是河神、水神;采集人祭拜的可能是各种植物,树神、花神。这些祭拜对象既不是抽象的心灵之神,也不是唯一的主宰天地的神,而是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的自然之物。而且,祭拜活动都是全体部落成员参加,由部落首领或者由所谓可以和神灵交流的祭师主持。所以,祭拜活动
,不仅是一种仪式,而且是作为增强全体人员的集体意识的一种活动
。可能后者才是祭拜活动的真正目的。至于,精神寄托、心灵安慰等祭拜和宗教的高级作用只是后来宗教的发展和在社会活动中普及以后带来的次要作用,而不是宗教成为一种非常主要的社会活动的根本原因。随着社会的发展,集体活动规模越来越大。特别是随着国家这种高级组织形式的出现,宗教祭拜也越来越抽象,死人、鬼魅、幽灵等进入祭拜对象,宗教祭拜仪式越来越恐怖,甚至要用人来做祭拜奉物。这些行为如果说是精神寄托、心灵安慰就不大合理了,而解释为压制人的自然特性,支持加强人的社会性到是更加合理些。特别宗教的强调服从性,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是宗教得以存在和发展的主要原因。所以,历代都有统治者特别热中于宗教仪式,有些时候他们还会利用手中掌握的国家机器来推行他们看中的某个宗教,甚至于一些统治者把某个宗教定为国教与国家法令一致,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往往也是宗教的最高领袖。也就是为了充分利用宗教所具有的保证和培养人的社会性的作用.
神对于大多数宗教来说,“神”是一个构成主体,它可以具有偶像形态而成为偶像崇拜,亦能成为一种精神形态。东方世界与希腊-罗马世界的神一般具有偶像形态。对于神,有人认为是一种超自然的想象的人格化,也可以是人类对于自然的理解,而这普遍存在于神话之中,该时代便是神话时代。而希腊-罗马世界终结之后,西方世界普遍信仰基督教。这一种类型的宗教中神不被赋予偶像,避免了偶像崇拜带来的诸如从精神追求过渡为物质追求的后果。有许多哲学家、神学家深信:神是一种无限的精神意识“集合”,它是人本体对于一种理想化、更完美、更崇高精神境界的追求而人格化的存在,为了构建起一个具体的系统,人格化的神便有了后人对于其一系列的诠释——当然其中也不乏有以传闻经理一代又一代人口耳相传,经不同的人修改而流传下来的内容。
对于唯物世界来说,神自然不符合规律法则,但是它既然是一种人格化的精神载体,对于一个人的思想、意识而言,它完全可以成为合理的存在。就像现在有些人以唯物法则去研究宗教、神的存在合理性,对于社会系统的作用,却忽视“神”这一概念中精神追求的元素。
的确,社会群体必须保证自我的生存才能进行思考,但是当精神追求的可行性存在时,精神追求便呈现个体化,甚至违背某些学派制定的唯物法则——人的意识作出的抉择并不需要在特定的某一个方面完全吻合于中一个法则。这个时候,神这一概念就在意识中得到了合理化。因此,神并不是一种机器、工具。现代,神这一概念成为宗教信徒的信念而非偶像,作为人类精神追求的寄托之一,也将与人类历史一起走下去。
对儒学不是宗教争论的一些认识:
儒学是不是宗教?中国有没有宗教或常见所说的“道”,就是柏拉图的“理念”,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我们的《周易》阴阳启发了莱布尼兹发明计算机科学的二进制,还可以证明当今高能物理中的正负电子等等,总之,都是试图用西方文化比附中国文化,只不过从具体的、外在比附到抽象的、内在比附而已,这就是以西方概念、范畴来研究诠释中国思想文化。儒学是否宗教难道不正是这样吗?我们是有了西方的宗教概念和宗教样式,与儒学进行比照,觉得有许多相似之处,就说;“儒学是宗教、叫儒教”,或把儒学别的方面的内容拿出来比照,觉得又是宗教所不能 包含的,就说:“这不是宗教”,比如人文精神就反宗教的,理性精神也是反宗教的(其实这还是以西方历史上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形成的看法为基准)等等。其实,在儒学中宗教性的虔敬、人文关怀、实用理性等并行,是浑然的,也有张力或对待,但有中庸精神制约着不会走向对抗、走向你死我活。这以西方的思维是没法理解的,这就是儒学的伟大之处。
当然,我们今天应首先肯定200多年来西学东渐以后西方文化以自己的锐气打击我们的老气,以其朝气刺激我们的暮气,而对中国文化之复兴、再生所做的贡献,但我们决没有理由“全盘西化”,丧失我们的有价值的东西而仰人鼻息。就学术方面而言,西方文化激活了我们沉迟的头脑,思想文化领域一直在进行中西古今的冲突、交融,这已经是历史和现实,没必要回避或否认,关键是我们如何发挥我们的智力、能力,在这一过程中尽可能又快又好地完成中国文化转型的历史重任,为把中国社会导向良途作基础性的工作,但这里确实有一个最基本的思想方法问题
,如总是以西方文化的名词、概念、范畴和学术范式、思想模式来研究中国文化,“成果”越多,也许负作用越大。若能在洞悉西方思想体系,把握其特点的基础上,以西方为参照,寻求中国文化的逻辑进路,反思其历史得失,发掘其内在蕴涵并适应时代和世界外化为可供今人理解的新的思想文化形式、范式、模式等,仰基督教。所以,我认为,把儒学分解为宗教、哲学、政治学、法律,以及判定为人文主义、实用理性、德治主义等等都是对儒学传统在进行解构。解构自然是必需的,但还得考虑重构。学术思想分化是西方的理路,是否必然是中国的方向呢?也就是说,对儒学的解构是必然和必须。
儒是否宗教我以为,儒学确有宗教性,主要表现在是作为一种理性信仰,以孔子为宗祖对以士人为主体的古代知识分子形成了持久的吸引,促使一代又一代,成千上万,成就大小可异的士人为庞大的儒学体系添砖加瓦,贡献了力量,所以,这是一种类似宗教的力量推动了儒学知识——信仰体系(不是神学体系)的发展。但不是孔子一人之功,不宜把儒学换成孔学,不说儒教,而说孔教。这种信仰虽是理性的,但有一种持久、沉潜,有时是“杀身成仁”的中国式热情在其中,往往表现为士人的气节,这有点类似宗教感情,但由于理性的牵制,又不曾导向宗教狂热,这难能可贵。
至于封建专制帝王利用儒学,成为官办儒学,皇家宗教,那其实是儒学的异化形式,是儒学的官方一脉,笼统地说,也属于儒学,但不是儒学全部,决不能代表儒学,且不说这种“宗教”与西方真正的宗教难以类比,首先,宗教化的儒学信仰成分太低,一定程度上只是官方为了显示其政权合法性的一种形式,大家都很严肃、认真,但谁也把这不当回事,决没有发自内心的虔诚的信仰,因为大家都明白,中国政治的主导在于背后的实力较量,这只不过是必要的装饰而已。
儒学不是宗教也可以从儒学产生后的宏观的历史发展中得到证明。从世界历史来看,佛教在今天对于印度的政治生活或经济生活仍有着重要的影响,欧洲曾发生过宗教一统天下的黑暗,阿拉伯国家的宗教在国家生活中在今天仍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儒学本质上是宗教,我们将很难解释为什么在儒学占据统治地位、是主流民族意识形态的国家为什么从没有形成宗教一统天下的历史阶段?即使在佛教盛行时期,宗教也是作为世俗生活的补充而存在,任何宗教在中国从没有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这不很能说明问题吗?
儒学不是宗教,还可以从儒家的思想中得到说明。孔子非常反对从神的角度去说人的方法,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强调“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坚持具体地分析具体问题的一般方法,对于“闻斯行诸?”的同一问题
,对不同的人给予了不同的回答。儒学这些活生生的对现实世界、对世俗生活的关注我们看不到,却说儒学是宗教,孔子九泉之下,岂能瞑目?另外,儒学不是宗教,还可以从中国哲学发展的继承性上来说明。儒家思想“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是有历史的依据可以对其理论进行对照以验证其正确与否的,而不是孔子本人的空穴来风。
总之,对儒学宗教性的过分夸大和对其宗教性的断然否认都是非历史、非学术的,也是没必要的。现在急需的是全面反思,综合研究,在传统承续中创造出新的能使中国走向世界,并获得世界理解、认可的思想文化体系,为我们自己寻找出路,也是为人类规划未来。我们无论从那些方面做,都可以抱定此一信念,来进行大综合、大创新,以求殊途同归,而不是殊途异归。我们可以说,儒学是一种不属于一般西方宗教经验定义下的“宗教”的范畴之内 ,但儒学却不是宗教更不等同于西方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