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三晋为何多出改革家

春秋战国时期的三晋思想与文化 地理环境和政治环境决定了三晋多出改革家。

（一）法家思想
三晋地区是法家的主要发源地，战国时代著名的法家人物大多出于此地。公元前 475年左右，新兴地主阶级在许多国家相继掌权。为了进一步打击奴隶主贵族势力，发展封建制，巩固自己的政权，新兴地主阶级纷纷在本国开展变法运动，其中主要有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以及秦国的商鞅变法。其次，法家人物申不害，以法治国15年，使韩国一时间国治兵强。还有赵国人慎到，主张法治，代表了法家“重势”的一派。至于先秦著名思想家荀子，也是赵国人，他援法入儒，批判地继承和改造了儒家关于王道和礼治的思想，又总结和吸取了法家推行霸道、实行法治的思想和经验，使他的新儒学成为适应新兴地主阶级建立统一政权之需求的新学说。而韩国大思想家韩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在继承其法家前辈的基础上，建立了以法为本，法、术、势融为一体的集权主义法治思想体系，为地主阶级最终建立起全国统一政权做出了巨大贡献。
法家是三晋思想文化的主体。在诸子百家的学说中，没有哪一种比得上法家思想在巩固和强化封建帝王的统治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从单纯政治学原理的意义上加以探讨，人们都不得不赞叹法家的卓越贡献，也正因如此，三晋文化才能在中华古文化中处于显著地位。

（二）纵横家思想
三晋是春秋战国时代中原逐鹿的必争之地。“韩，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胸腹”。（董说《七国考》）各国间错综复杂的政治、军事矛盾的焦点始终纠结于此。再加上三晋地区从晋国开始，就较之齐、鲁少有传统家法制的约束，至春秋中后期，异姓卿大夫实力强盛，不仅同公室争权，而且相互火并。在这样复杂的政治斗争中，自然而然就为法家和纵横家准备好了施展才能的天地。“三晋多权变之士，夫言纵横强秦者，大抵皆三晋之人也”。（《史记·张仪列传》）其中最著名的有魏人张仪和公孙衍，前者是“连横”策略的倡导者，后者则是合纵策略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这些纵横家经常身佩数国相印，“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息”，（《孟子·滕文公下》）是当时各国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他们的思想构成战国时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环节，为中华古文化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三）兵家思想
兵家文化当首推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这是一次不仅对三晋，而且对整个中华文化都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赵武灵王为增强军事实力，毅然决定仿效北方游牧民族，把“博衣大带”的华夏服饰改为上衣下裤的“胡服”；废除传统的车战和步战，改用“骑射”。这一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史记·匈奴列传》）其他名载史册的兵家人物还有魏人吴起、尉缭，赵将廉颇、赵奢等，他们的事迹和思想都为中国军事文化增添了绚烂色彩。
集以上各种思想为一体的大成者,当推较早时期的山西名人,周王朝的缔造者---姜子牙,他是早期华夏思想的代表人物!姜子牙,姜姓,吕氏，名望，字子牙，也称吕尚，黄河畔屈地（今山西石楼）人。史书文献多称姜太公,太公望。相传姜子牙的先祖在舜帝时作过官，而且屡立战功，被舜封在吕地（今河南南阳），所以又称吕尚。他生活在距今三千多年的商周之际，据说活了 139 岁。姜子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颇享盛名的韬略家、政治家和军事家。他尚武功，重智谋，军事思想博大精深，用兵打仗无往不胜。在渭水垂钓遇到明主后，他协助周文王、周武王修德理政、兴国安邦，不仅贤能爱民,而且带领军队纵横驰骋于战场，为周朝的建立立下了赫赫战功，因其雄才伟略被后人称为中国谋略家的开山鼻祖，（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史记·齐太公世家》）。由于姜子牙在兴周灭商中建有殊功，武王姬发把姜子牙封到了齐地，成为周代齐国的始祖。姜子牙励精图治，终将齐国治理成为当时的强国之一。 姜太公是齐国的缔造者，齐文化的创始人,历代典籍都公认他的历史地位，儒、道、法、兵、纵横诸家皆追他为本家人物，被尊为“百家宗师”，这充分说明了其在中国历史中的重要地位和其思想理论的博大精深。 姜太公死后，返周而葬，葬于文王、武王的陵墓旁。在唐宋以前，姜太公被历代皇帝封为"武圣"。 唐肃宗封姜太公为"武成王"，宋真宗时，又封姜太公为"昭烈武成王"。到了元朝时期，民间对姜太公增加了一些神话传说。到明代万历年间，许仲琳创作了《封神演义》小说，从此，姜太公由人变成了神，并且，为民间广为信奉。太公之学多佚：“《太公》二百三十七篇，《谋》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仅有《六韬》传世，即太公兵法。《六韬》是一部光照千秋万代的完备的兵学理论专著，姜子牙也因此受到了历代兵家的敬仰,被誉为兵家始祖。

（四）“养士”思想
春秋战国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这个时期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士”阶层的崛起。特定的社会条件为中下层知识分子的脱颖而出创造了最佳机遇，一时间众星璀璨，群英荟萃。与士阶层的急剧膨胀相适应，上层贵族的“蓄士”、“养土”之风逐渐盛行，而由于三晋之地激烈的政治斗争分外需要人才，便出现了许多以“养士”闻名的政治家，比如魏国初期的魏文候和后期的信陵君，以及赵国的平原君。特别是作为战国“四君子”之中的信陵君和平原君，他们曾先后“养士”数千人，虽然其中不乏滥竽充数者，但也有许多杰出人才，或者可以称为“异能之士”，为两国的生存和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显然，“养士”思想的核心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尽管它是战国时代的特殊产物，但却是中国知识分子成长发展史上的一段不可磨灭的佳话。

大致有如下原因：

首先，三晋之地（今山西省全境、陕西省东部、河南省大部分、河北省西部和南部、山东省西部）靠近北狄（赤狄、白狄、鲜虞、楼烦、林胡、匈奴），晋人长期和北狄通婚，杂有戎狄血统（晋文公、赵盾均为狄女所生，晋国狐氏是华夏化狄人），受少数民族习俗影响很深。他们接受的并不是特别纯粹的华夏文化教育，开放性较强而较少排外，比较有开拓进取精神，并不像传统的华夏族群（宋、郑、鲁）那样保守、拒绝变革。

其次，春秋时期晋国是中国最强大的诸侯国，长期称霸中原。因为晋国的强大和先进，所以晋人在社会变革上也走在了其他诸侯国的前面（如较早颁布成文法即“铸刑鼎”，较早实行郡县制，较早进行军事改革建立职业化军队魏“武卒”）。生活在三晋地区的人们普遍变革意识较强，不是很遵守传统的周礼（晋文公曾经向周襄王“请隧”，还召天子去参与盟会），受传统观念的束缚较小。
最后，三晋地区西南有秦，南有楚、郑、卫，东南有齐，东北有燕，北有北狄，是“四战之地”，四面受敌，生存压力很大。四周强敌环绕的地理位置磨炼了三晋人民坚强不屈的性格，也迫使晋人（包括韩人、魏人、赵人）不断变革，因为在四面受敌的特殊人文地理环境下不变则弱、不变则穷、不变则亡，必须不断改革才有出路。
综上所述，三晋地区特殊的族群成分、政治地位和地理位置造就了三晋人民勇于变革、敢为人先的地域文化性格。正是在变革之风很盛的地域文化熏陶下，三晋地区才改革家辈出，众多有志于进行社会改革的人也才有施展抱负和才华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