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园文学网为什么关闭了?谢谢了，大神帮忙啊

第一时期为明初洪武、建文年间。明初诗人虽然有的已表现出模拟唐人的趋势，但基本上还能“各抒心得”，做到“隽旨名篇，自在流出”。其中成就较大者是一些经历过元末社会大动乱的诗人，刘基、高启最为著名。刘基以雄浑奔放见长，高启则以爽朗清逸取胜。高启对诗歌的看法也较为全面，认为“诗之要，有曰格、曰意、曰趣而已。格以辨其体,意以达其情,趣以臻其妙”(《独庵集序》),做到体裁、内容、艺术的有机统一。他主张创作应“兼师众长”,力争最后“时至心融,浑然自成”（同前）。所以他的诗歌虽说“学无常师”，但还能自成一家。这种诗歌对扭转元末纤弱萎靡的诗风起了良好作用。但面对明初文网渐密、文士动辄得祸的政治形势，许多诗人开始回避社会现实，更多地发出“位卑谏勿直，直谏君心疑”（杨基《感怀》）的个人感慨，抒写“世路剑关险”，“吾志在山林”（张羽《写怀》）的退隐情怀。当时诗人除刘基、高启较有成绩外，像吴地诗人袁凯、杨基、张羽、徐贲，闽中诗人张以宁、林鸿，岭南诗人孙□，西江诗人刘崧，都是一定的创作特色。其时，诗人林鸿、高□已以盛唐相号召。长达百年之久的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实已朕兆于此。第二时期为永乐至天顺年间。此时出现了以杨士奇、杨荣、杨溥为代表的台阁体诗歌。三杨均是台阁重臣，官高爵显，备受宠信。所以他们的诗歌充溢着大量应制和颂圣之作。表面看来雍容华贵，实际内容极为贫乏。明初诗歌还只是略有些不敢正视现实，而此时诗歌却是粉饰现实，点缀升平。明初诗歌尚能抒发心中磊落牢骚的情绪，而此时多数篇什是志满意得的无病呻吟。艺术上也是平庸呆板，了无生气。这种诗歌几乎垄断了当时整个诗坛。不为台阁体所困而显示自己创作个性的诗人只是少数，如于谦、郭登等人。他们关心国家命运，尚能透过升平景象看到社会明显的矛盾，对人民的悲惨命运有所同情。第三时期为成化至正德年间。其时台阁体诗歌已为广大诗人所不满,以李东阳为首的茶陵诗派攻之于前,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反之于后。李东阳论诗，推崇李白、杜甫，想以深厚雄浑之体，来替代□缓冗沓的台阁体诗歌末流，他善长乐府，有些篇什笔力尚属雄健。但其论诗更多注意的是声调音节，认为“学者不先得唐调，未可遽为杜学也”，视此为开启诗歌奥秘的钥匙,实际上未免舍本逐末。所以他的诗歌创作,内容亦有“覃研不足”（胡应麟《诗薮》续编卷一）的贫乏症，调子实际上与台阁体诗歌相去不远。李东阳也是台阁重臣,周围有一批门生故旧学他的诗,如石□、邵宝、顾清、罗□、罗铎、何孟春等。由于茶陵诗派在理论与创作上都存在弱点，所以并未能真正消除台阁体诗歌的影响。待到前七子崛然兴起，才完成了这个任务。台阁体、茶陵诗派主要靠其首领官居极品而发生影响，前七子则主要以自己提出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而引起人们注意，故其影响范围较为广泛、深入。恰如胡应麟所说：“一时云合景从,名家不下数十”（同前）,其中最著名的除李梦阳、何景明外，还有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王廷相。他们重视民歌，认为“真诗乃在民间”（李梦阳《诗集自序》）。推崇汉魏、盛唐诗歌。在他们看来，要创造兴象造拔、神意雄丽的作品，必须复古。他们所定目标有一定号召力，但是所指的创作途径却大有问题，李梦阳甚至认为复古就是临摹古帖，连何景明也大为反感。何景明认为拟古应“领会精神”，“不仿形迹”，做到“达岸舍筏，以有求似”（《与李空同论诗书》）。前七子大多是在政治上敢于与大官僚、大宦官作斗争的人物,所以他们能够面对现实,写出如《元明官行》、《岁晏行》等讽世之作。就在前七子复古运动大盛之际，江南有一批画家兼诗人，如沈周、文征明、唐寅、祝允明，作诗不事雕饰、自由挥洒。虽不免失之浅露，但其中亦有些生趣盎然、才情烂漫的诗歌。第四时期为嘉靖、隆庆年间。嘉靖初，前七子复古运动中所暴露出来的模拟倾向日趋严重,“后生英秀,稍稍厌弃”（陈束《高子业集序》）。当时诗人薛蕙与杨慎论诗时就认为：“近日作者，模拟蹈袭，致有拆洗少陵、生吞子美之谑。”（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所以，其时开始出现一些渐渐不满前七子诗风、尚能卓然自立的诗人，如“沈酣六朝，揽采晚唐、创为渊博靡丽之词”的杨慎,“直举胸情,独妙闻雅”的高叔嗣，“温雅丽密，有王孟之风”的薛蕙，“才高一时”，“婉丽多讽”的王廷陈。他们虽然不走前七子模拟汉魏盛唐的创作道路，但并未从生活中吸取诗歌营养，仍然是师法古人，只不过对象不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