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达开既出走,为何不率兵北伐中原

首先，石达开出走，带走十万精锐，此后太平天国就元气大伤了，走了下坡路，因为精兵都被带走了。
其次，关于太平天国，里边后很多复杂的历史问题，当然现在提的很少。比如，内部纷争。太平军第一次北伐，领兵的两个实际上是被排挤，被迫北伐的，最后全军覆没。这个教训摆着呢，北上就是送死，所以，石达开不愿去。另外，地域之争。石等人都是南方人，起义士兵也是。在那个年代，地域之间的矛盾很多，不是本地子弟，根本得不到本地的支持。同样，外地的兵到了本地也很少干好事，总扰民。石达开若北上，就算兵多粮足，也不可能得到北方百姓的支持，总会完蛋的。他若想长久，只能在南方待着
第三，北方有捻军，清军跟捻军打的正热闹，北上的话，万一有清军尾随，很可能被南北夹击。何况资料表明，捻军不欢迎太平军北上。
其实，清朝那时元气未伤，中兴名臣如日中天，始终给太平军以压迫之势，石达开始终处在自保的境地，也无暇琢磨直接去北京问候慈禧。

思想偏离的结果，个人英雄主义害死人啊。太平天国要真能拿下清朝，估计封建社会要返回奴隶社会才行。

因为他只带了数千人

石达开转战江南是为了建立反清根据地，没有根据地就贸然北伐，不但风险极大，而且就算侥幸攻下北京，清廷一样可以迁都后继续统治，历史上黄巢也曾经攻下过唐的首都长安，但结果不过是坐困孤城而已，英法联军、八国联军也都攻入过北京城，清朝的统治却并未因此受到太大动摇，更谈不上致命打击。
可以参考一篇有关太平天国为什么定都天京而不直接北伐的文章，虽然它分析的是1853年的形势，但有关孤军北伐和建立江南根据地得失的分析大部份对石达开远征同样适用。

好凭只手缚双鹿？——就定都天京问题与王庆成先生商榷
作者：陶短房

王庆成先生在其《太平军内部对建都问题的论争及其影响》一文中，对太平天国在占领南京前后围绕建都问题的争论考据甚详，并认为，东王定都南京的意见占据上风后，太平军的战略态势因此趋向保守，失去了与清廷争天下的勇气与决心。
窃以为，事情远非看上去那样简单。
首先，太平军并未因定都金陵，而失去对北中国的关注。
扫北军从客观上看，的确不足以致清廷于死地，但从太平军方面来说，却已是最精锐的部队，全部九个军都是编号5以内的老部队，统兵主将则系惯打头阵的林李吉，占了当时全部六名正副丞相的一半。他们的确是低估了敌人，高估了自己，并为此铸成大错，然而当时太平军从偏远山区一路打到东南大邑，尤其自武昌至金陵，简直势不可挡，对于经验缺乏、阅历不丰的起事农民们而言，由此引起对敌我力量对比判断不明，并产生轻敌急躁情绪，是非常正常的。这当然应该批评，但因此而指责他们忽视北中国而偏安东南，是不客观，不公平的。
扫北失败后，太平军也并非就此失去争衡全国的信心。“誓屠八旗以安九有”、“与该清争天下”之类词句，在各级天国官员的对内对外文书布告中屡见不鲜；干王初到天京不久便连衔发布《诛妖檄文》，并自拟北伐文稿，以出师扫北，消灭清廷相鼓呼；天王本人在答复欲与其平分疆土的外国冒险家时也明白地说，“我争中国，欲想全图”，庚申十年并曾命忠王等出师扫北，因不切实际遭到抵制而未果，直至壬戌十二年湘军兵临雨花台，还强令忠王“进北攻南”、争夺北方；甚至天京陷落之后，退到福建南阳乡的汪海洋余部，也仍然在壁上大书“陈谭胡廖定灭清”。虽然这些北进的想法未必现实，有些甚至是完全错误并给天国带来重大损失的部署，但这足以表明，上至天王，下至普通官兵，并未因定都天京而抛弃与清廷争天下的理想。
其次，占领南京后，分军镇守江南，而主力北进取河南为业的战略本身，有其难以克服的困难。
太平军占金陵后号称百万，其实战兵不过十万多，精锐更少，如分军镇守，主力北进，能北上之战士估计也不会多于八九万，盖江南留兵太多则北上兵力不敷，留兵太少，则不足以保固南方。历史上起义军北伐，分兵留守者多不能持久，如卢循攻建康，而广州为晋水师袭夺；黄巢攻长安，鲁景仁只堪退守连州一隅。且当时天国眷属老弱，多达数十万，随军北上则无舟楫便利，必碍军情；留江南则力不能佑，北伐将士后顾有忧。历史上吕子明白衣渡江，尽取荆州军户家口，使关羽数万得胜之师旬日崩溃的前鉴，不能不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事实上，扫北军以单薄的兵力一路打到天津，有其特别的条件，即这数万人马都是久经战阵的选锋锐卒，战斗力较强，且无眷属拖累，骨干官兵家小俱在相对安全的天京，将士无后顾之忧，因而不论攻守进退，较诸拖家带口的部队，在战略上的选择余地要大得多；而若是全军北进，利钝相杂，妇孺相望，人员虽多，反倒失去了战略上应有的机动性、灵活性。太平军自金田至永安，从蓑衣渡到郴州，屡屡盘桓打圈，束手束脚，也常常因为此。而从武昌到金陵的神速进兵，系因有舟船万计以安顿妇孺，且可轮流修整兵士以保持其精力，这才大大提高了老幼相杂数十万的太平军的进军效率。而北上中原，无此舟楫之便，再想重复上述奇迹，几乎是不可能的。
还有便是粮食问题。
东王不愿迁都河南的顾虑是“水小而无粮”，这个顾虑是不无道理的。淮北以至河南，当时是地瘠人多，粮食本已不敷食用，因此捻幅打粮之众才此伏而彼起。自元初汴水湮塞后，漕运断绝，仅凭陆运，是无法解决数十万兵民妇孺的温饱问题的——事实上大得舟楫之便、广略湖广江南鱼米之乡的天京军民，还时或弄到吃粥的窘境，何况“取河南为家”呢？
王先生在文中部分承认了上述困难的现实性，但认为革命应有勇于冒险的精神。话虽不无道理，但冒险必须建立在稳健的基础上，即冒险可能得到的收益应远远高于可能遭遇的风险，冒险才有其合理性，而从上述分析上看，这样的冒险，显然是得不偿失的。
必须指出的是，始终坚持迁都河南的天王，其迁都的决心系建立在“天父天兄佑护”的基础上，而非建立在对局势和战局的理性分析基础上——这是这位“睡稳都坐得江山”，身居宫中不出，不喜庶政的真命天子所不屑为的。这样作出的决策难免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危险性。他后来不顾敌情，强行“进北攻南”的恶果，不正血淋淋地验证了这一点么？
当然，定都天京后，诸王矛盾激化，生活腐败，享乐主义抬头，并最后导致天京事变的惨祸。但此事系诸王因胜利冲昏头脑所致，与定都本身并无关系。定都天京，同样可以如刘邦、朱元璋那样选择正确的战略措施，最终取得全国胜利；全军北上，也同样有可能像杜洛周、翟让等部那样发生火并和内讧，而且，倘在流动作战的情形下发生如此事件，损失必然更大，太平天国政权本身也很可能无法象后来那样，在天京事变后仍维持长达八年之久。
以当时天国之力，只能倾全力于一个战略方向，先定东南而后北图，则是最稳健的选择。然诸王虽定都天京，却计不出此，而是置百里外的清军于不顾，分兵北进以取燕京，这种战法如同只手搏双鹿，结果导致两个战役方向都不足以致敌于死命，窃以为，这才是扫北无功的症结所在，却不能因北伐的失败而认定“建天京于金陵”是一项错误的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