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在他的代表性著作《纯粹理性批判》中,分别阐述了自己的认识论、伦理学和美学思想,阐述了他的唯心主义先验论的认识论,为他的“批判哲学”体系奠定了理论基础。在康德看来,在他的时代,形而上学已经丧失了以往崇高的地位,沦为被人妄加评判、日渐无人关注的边缘科学。其原因,康德认为是由于形而上学的根本矛盾是人类理性的本性要求和它的能力之间的矛盾,而由于未能正确地认识和把握这一矛盾,致使形而上学为这种矛盾所纠缠而不能自拔。这就是导致哲学陷入困境的真正原因,而过去的哲学家们却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康德认为,他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批判的时代,同样,哲学形而上学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批判的阶段,即摆脱独断论和怀疑论而成为科学的阶段。这个阶段的到来是以对纯粹理性的批判为标志的,而这个批判本身就是科学,它含有使形而上学成为科学的完整而有根据的方案,孕育着科学的形而上学的胚芽。
在论述了进行理性批判的原因之后,康德接着指明了什么是纯粹理性批判。康德在书中指出,无论是理论理性,还是实践理性,都是同一个“纯粹理性”,是这个“纯粹理性”的两个方面。它们都追求一种超验的无条件的东西,这种无条件的东西是不能在经验范围内发现的,但是二者在应用上又有所区别。对此,康德写道:“我所谓批判,并不是批判各种书籍和学说,而是着眼于理性有可能不依赖任何经验去追求的一切知识,来批判一般理性能力,因而是判定一般形而上学是否可能,并确定其源泉、范围和界限——所有这些都是从原理出发的。”首先,康德指明了批判的对象是“一般理性能力”,即“认识能力”。其次,还指明了对理性进行批判的出发点是要看理性是否真有能力提供先天的知识,以及它在这方面能够认识什么,其有效性范围如何。最后,指明了批判的范围不是纯粹理性的某一或某一些先天知识,而是要就它有可能去追求的一切先天知识,就其全部先天所有来批判它。显而易见,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实质上是理性的自我批判,即康德所说的理性的一切事业中最困难的事业——自我认识。
随后康德分析了理性批判应遵循的根本原理,第一个问题涉及这一原理的来源,第二个问题涉及它的内容,第三个问题涉及它的理论后果及意义。
首先,康德论述了数学、自然科学是怎样成为科学的。在康德那里,所谓客观的科学,就是数学和物理学。这些科学和哲学相类似,都是理性的学问,都要与对象打交道,但与哲学不同的是,它们都早已走上了正确可靠的科学道路,取得了世所公认的成就。因此,考察这些学科走上科学道路的过程和原因,对于探索理性批判的原理会有所启发。得出的结论是:理性所能先天认识的只是理性自己事先放进事物里去的东西,因此在研究中,必须以理性放到自然中去的东西为指导,这样来探求那种只能从自然中学到而不能单凭理性认识到的知识。
其次,康德认为哲学应模仿自然科学走上科学之路,哲学或形而上学的任务有两方面:一方面要追求关于对象的普遍必然的绝对知识,另一方面要为自然科学能够得到普遍必然的知识,或为自然科学所证实的客观普遍必然规律做出哲学的说明和保证。哲学要成为科学,也要在思维上来一个革命,主张在知识与对象关系上不是知识依照对象,而是颠倒过来,对象依照知识。康德把他在知识与对象关系问题上提出的这个假设自豪地称之为“哥白尼式的革命”,它就是康德进行理性批判时所遵循的根本指导思想或根本原理。
这样一来,这一原理对人类认识能力进行批判考察的最直接最重要的结果,就是必须把对象区分为现象和物自体这两个方面。康德认为,一旦我们把现象和物自体这样区分开来,情况就不一样了。首先,这就使形而上学的第一部分变成了科学。其次,现象和物自体的区分使超验的形而上学成为了不可能,同时还为实践理性留下了一块地盘。总而言之,康德提出的“对象依照知识”的这一根本原理,在形而上学哲学领域中造成了天翻地覆的变革,导致了一系列全新的观点,具有极其重大的理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