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的哪个作品是词的形式,但有诗的美感

　　以诗为词——浅谈苏轼的词学贡献
　　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
　　—王国维《人间词话》
　　诗与词是中国文学的双姝，然二者各有所长，亦各有不足。诗虽境阔，而难达幽微之情：词虽言长，却难抒豪放之志。北宋文坛巨匠苏轼“以诗为词”的大胆变革，取二者之长，避二者之短，从而大大拓展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内容，打破了晚唐五代以来词作为“艳科”、“小道”的藩篱，使词这一文学形式开始全面反映社会现实，体现人民生活，并以此为标志，正式确立起了豪放词派在词坛中的地位。
　　在苏轼之前，受晚唐五代“花间”、南唐词派的影响，北宋词坛所吟唱的基本是男女恋情、离愁闺怨。纵观温庭筠，韦庄，李煜，柳永，晏殊，直至欧阳修，他们的词多充溢着“绮罗香泽”，甚至“男子而作闺音”。其中虽有一些登山临水和怀远感旧之作，但也是婉约词一统天下。
　　苏轼的出现，使词这一文体发生了质的飞跃。这种飞跃，不是柳永、张先将小令发展为慢词的飞跃，而是通过“以诗为词”后，词在内容上的飞跃。“以诗为词”的变革后，词不再只是传情达爱的工具，也不再只是娱宾宴客的点缀，而是被赋予了新的生命，推向了新的高潮。
　　在东坡词中，凡能入诗者皆能入词，正如刘熙载所言“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其词可以说几乎涵盖了但是社会的各个方面，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是爱国词。在苏轼之前，最负盛名的爱国词，莫过于范仲淹的《渔家傲》，但其却被欧阳修谑称为“穷塞主之词”。苏轼的爱国词慷慨激昂，催人奋进，有虎虎生气，铮铮铁骨。如《江城子 密州出猎》写到：“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二是交游词。唐诗里不乏描写友情的诗句，如脍炙人口的“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王维《送元二使安西》），“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高适《别董大》）等等。但在苏轼之前，交游词却并不多见。苏轼一生阅历丰富，与社会各界人士皆有广泛交往，因而其词中多有体现。他的交游词内容广泛，包括饮宴、送别、怀远、感旧、赠答等方面。如《江城子 别徐州》写道：“欲寄相思千点泪，流不到，楚江东。”
　　三是山水田园词。唐朝山水田园诗人王维、孟浩然之诗清新秀丽。苏轼“以诗为词”的改革大大拓展了这一主题的词。在他的笔下，祖国的锦绣河山和农田水乡如春水东流、夏木繁荫、秋菊吐蕊、冬雪幽香，一派清新自然。如《南乡子》写道：“认得岷山春雪浪，初来，万顷葡萄涨渌醅。”
　　四是咏物词。咏物词源于《诗经》中的比兴手法，在历代是个中不乏名篇佳作。对此，苏轼提出来自己的观点。他说“诗人有写物之功”，认为诗人咏物不仅要神似，
　　五是节庆词。在唐诗中，关于节日纪念与庆祝的诗句比比皆是，如“每逢佳节倍思亲”（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寒食东风御柳斜”（韩翃《寒食》） 等等。而节庆词之开创者当推苏东坡。如《浣溪沙 端午》有“流香涨腻满晴川。彩线轻缠红玉臂，小符斜挂绿云鬟”之句，描绘了端午节这天仕女们芳兰沐浴，身穿光鲜罗纱，身佩五彩饰品的盛况。
　　六是悼亡词。自晋代潘岳作《悼亡诗》以来，悼亡诗就成了悼念亡妻的专利，其中以元稹的《遣悲怀》诗为代表。苏东坡首开悼亡词之端，其最为著名的词之一——《江城子 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就是其在密州任上因夜里梦见亡妻王弗而作的，将夫妻十年生离死别之苦、思念之深，写得肝肠寸断，令人不忍卒读。另有一首《西江月》，借咏梅悼其妾王朝云，有“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之句。
　　七是遣怀词。“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由于坦率正直的性格和过人的才华，苏轼被卷入党争，且招致诽谤，一生宦海沉浮，三次被贬，仕途坎坷。但他对此却往往表现出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因而这类词风格多清旷雄健。这对后来的词风产生了重要影响，东坡词也因此被冠以“豪放”二字。如明代张綖称：“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但豪放之外，更类老杜之沉郁。代表作有《念奴娇 赤壁怀古》、《满庭芳》(蜗角虚名)等。
　　以上便是东坡词的大致内型，但由于“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故很难将其词作具体的分类。东坡词之所以能够包罗万象，正是因为苏东坡“以诗为词”的变革促进了词体的解放。
　　关于词体的解放，龙榆生在《中国韵文史》一书中写道：“自柳永多作慢词......而体势既经拓展，曲调又极流行，高尚文人，亦多娴习；乃有感于此种新兴体制之可以应用无方，而仅言儿女私情，不足以餍知识阶级之欲望；于是内容之扩大，相挟促进词体，以入于解放之途；而苏轼以横放杰出之才，遂为词坛别开宗派，此词学史之剧变，亦即词体所以能历久常新之故也。”
　　词体的解放，既有客观的需要，又有现实的基础。
　　客观的需要，是宋朝士大夫阶层精神生活的需要。北宋自开国以来，统治者吸取唐朝藩镇割据导致亡国的教训，为削弱地方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实行了“守内虚外、重文轻武”的统治政策。至仁宗一朝，北宋形成了一批“学际天人”的士大夫阶层，“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苏轼就是其中的佼佼者。随着科举取士人数的增加，这一阶层的队伍不断壮大；同时，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又丰富和提高了他们的精神生活。这一庞大的社会阶层有着广大的社会文化需求，但又越渐感到诗文等难以满足自己内心思想与情感的表达，于是他们逐渐采用词这一“能言诗之所不能言”的文体。但是，长期以来，词作为缠绵柔靡，重女音、唱情歌的传统又让这些封建士大夫们感到难以接受，甚至在他们看来，词作为“艳科”、“小道”，难登大雅之堂。因此， 词体的解放，是满足士大夫阶层精神文化需要的客观要求。
　　现实的可能，是词的形式的拓展为 词体的解放提供的可能。北宋初期，“士大夫承五代遗风，留意声乐，而令词益臻极盛。”（《中国韵文史》）受五代西蜀、南唐词的影响，这一时期的词在形式上受制于小令，从而在内容上多儿女私情和娱宾宴客之作，难以用铺叙的手法表达复杂的思想情感。随着“中原息兵，汴京繁庶”，社会逐渐得到稳定和发展。为适应社会文化发展和群众生活的需要，宋朝开始恢复唐教坊旧制，并收编江南乐曲，“因旧曲创新声”。柳永因“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于是不再留念仕途，转而“倚红偎翠”，“流连坊曲”，应乐工歌伎之请，“变旧声为新声”。因此，词“自柳永一变，犹诗家之有白居易”（《四库全书总目》），不仅在内容上有了变化，更重要的是在形式上得到了发展，慢词开始兴起。词体既经拓展以后，词坛遂“别开广大法门”。通过铺叙的手法，可将写景、叙事、抒情和议论融于一炉，大大增强了词的表现能力，从而为词体的解放创造了前提条件。
　　那么，为什么苏轼能够“以诗为词”，从而促进词的解放，即除上述原因外，苏轼作为词体的“解放者”的原因又有哪些呢？我认为应该有如下几点：
　　首先，苏轼博学多才。苏轼是我国古代不可多得的文艺全才，诗、词、文、书法、绘画和文艺理论等方面都堪称大家。其诗清新豪健，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其词不拘章法，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其文汪洋恣肆，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与欧阳修并称“欧苏”；其书法舒卷自如，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黄州寒食贴》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其绘画新奇有致，成竹在胸；其文艺理论见解独到，卓然一家。纵观中国三千年文学史，如此全才型大家，苏轼一人而已。广博的学识，为他解放词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苏轼宦海沉浮，阅历丰富。苏轼自嘉祐二年进士及第后，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熙宁二年（1069年），父丧守制期满还朝，为判官告院。因反对王安石推行新法过激之处，自请外任，出为杭州通判。转知密州（今山东诸城），徐州、湖州。元丰二年（1079年），“乌台诗案”发，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后迁汝州。哲宗立，新党势力倒台，司马光重启为相，苏轼被复为朝奉郎知登州（今山东蓬莱），后应召入京，官至翰林学士知制诰（二品）。又因反对新党尽废新法，于元祐四年（1089年）出知杭州。元佑六年（1091年），他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外放颍州，知扬州、定州。元祐八年（1093年）哲宗亲政，被远贬惠州（今广东惠阳），再贬儋州（今海南儋州市）。徽宗即位，遇赦北归，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卒于常州（今属江苏）。坎坷崎岖的人生道路充满了悲欢离合，这为他解放词体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再次，苏轼性格复杂多重。苏轼的一生深受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影响，世界观存在着矛盾，这在某种程度上造就了他性格的复杂多重性。他生性豪爽旷达，“奋励有当世志”。但由于坦率正直，眼里揉不进半粒沙子，因而在政治上长期失意。对此，他虽然常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但也不时流露出一些逃避现实、寻求解脱的老庄思想。“入世”和“出世”的思想常使他产生一些矛盾的心理，这不免他的在诗词中有所体现。因此，我们才会看到东坡词风格的多样性和内容的丰富性。
　　最后，苏轼填词晚于作诗。苏轼的诗文久著盛誉，有“苏文熟，食羊肉；苏文生，嚼菜根”的说法。但他是被贬知杭州后才开始作词的。从创作年代来看，苏轼最早的词应是熙宁五年任杭州通判时所作的《浪淘沙》(昨日出东城)和《南歌子 八月十八日观潮，和苏伯固》。这一年苏轼三十七岁，此时的他已能将作诗的章法套路做到“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并且他认为词是”诗之裔”，即诗词同源而异派，作词应在遵守词律的基础上，又不为其所缚，甚至有时可以为了表现某些思想内容的需要而突破词律的限制。因此，他才能够“以诗为词”，将诗之境阔、言志的特点运用于词，从而促进词体的解放。
　　虽然苏轼“以诗为词”的变革促进了词体的解放，也在词坛上确立了豪放一派，但它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诗化后的词，难免不符合词律的要求，缺乏音乐美；同时，它违背了含蓄蕴藉这一词的传统抒情原则，余味大减。这一不足之处，尤为其后重音律，尚婉约的正宗词派所诟病。“一代词宗”李清照就在其所著的《词论》中批评苏轼等人的词“皆句读不葺之句耳”，即说他们的词都是一些长短不一的诗，所以“又往往不协音律”。
　　其实，苏轼并非不懂音律。其长调《哨遍》就是依声律隐括《归去来兮辞》的，由此可见他是通晓音律的。东坡词之所以“多不协音律”，一是他“非醉心于音律”，二是他“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但这更主要的是“以诗为词”所造成的难以避免的结果。由此可见，词既要做到协音律，又要做到“应用无方”，是十分困难的。
　　总之，苏轼凭借其广博的学问、盖世的才华，高尚的人格和过人的胆识，在词中“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一扫晚唐五代以来词之“绮罗香泽之态”，打破了婉约词独霸天下的局面，将词带入了一个更加广阔的天地。“以诗为词”的变革，使词这一文学体裁“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从而大大促进了词的解放。他不仅是婉约词的改革者，而且以豪放词的开拓者的身份，正式确立起了豪放词派在词坛中的地位。《中国韵文史》评价说：“以严肃态度填词，而提高词在文学上之地位，一洗士大夫卑视词体之心理，实苏轼发之。”尽管东坡词存在难以避免的不足之处，但苏轼“敢为天下先”的改革创新精神，和他对词的发展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如同其本人一样，足以让我们仰视千年！

的形式,但有诗的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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