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北京11月30日电 彭干臣，1899年出生于安徽省英山县（今属湖北省），1919年考入安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1年4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12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4年5月，彭干臣与许继慎等人被安徽党组织选派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1925年10月赴苏联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军事班学习，与朱德等同班。
1926年秋，彭干臣奉命提前结业回国，加入叶挺独立团参加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1927年3月，彭干臣按中央指示，带领一批军事骨干秘密潜回上海，参加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协助周恩来指挥南市区工人作战。5月护送周恩来到武汉。
大革命失败后，彭干臣潜回家乡组织革命活动，后赴南昌参与起义的组织发动工作。南昌起义第二天，彭干臣被任命为南昌市公安局局长兼卫戍司令。南昌起义部队在广东潮汕失败后，彭干臣历尽艰险，经香港从海路潜回上海，从事秘密革命工作。1929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彭干臣为中共中央军事部军事委员会委员。
1932年春，彭干臣奉中央指示到闽浙赣苏区，参与指挥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作战，协助方志敏率部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巩固和扩大了苏区。1935年1月中旬，在上饶、德兴间怀玉山地区战斗中英勇牺牲，年仅35岁。
张锡瑗，河北良乡人，14岁随父迁居保定，进直隶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父亲是铁路员工，参加过著名的“二七大罢工”，曾担任保定段铁路工会负责人。在校时，她和妹妹张锡瑞、同学李培之等，都是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并成为该校早期团员。1925年，张锡瑗转到北京，和当时在北京工作的邓颖超结识，由此成为至交，一起从事中共领导下的国民会议促成会的活动，同年她19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她和妹妹张锡瑞都被组织选送到中山大学学习。在莫斯科学习期间，张锡瑗不仅较系统地接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思考和研究中国革命问题，而且还结识了许多后来闻名全国的男女同学，如张闻天、王稼祥、乌兰夫、张琴秋、傅学文等。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影响着张锡瑗后来一生的，就是结识了邓希贤（邓小平）。当时两人并不同班，但相互很熟，不过“只是同学，只是战友，还未发展到恋爱的程度。但是，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毕竟是起于斯时，始于斯地。”
1927年春，张锡瑗姐妹应召回国，有机会到保定探望双亲，期间姐妹俩又协助父亲，成功地参与领导了一次反抗铁路当局迫害工会干部和家属的斗争，从此，在铁路工人中长时间流传着“姐妹闹革命”的佳话。大革命失败后，张锡瑗来到武汉中央秘书处工作，在那里，意外地遇上了老同学、已改名为邓小平的邓希贤，邓当时是秘书处秘书。这次相遇，邓小平也感到格外惊喜，从此，他们一直共事。
中共“八七”会议后，他们随党中央机关到了上海，在1928年春结为伉俪。促成这桩婚事的“月老”，就是邓颖超大姐。婚后的张锡瑗和邓小平感情弥笃，工作上又是丈夫的好助手，是当时秘密环境下名副其实的家庭机关。1929年，张锡瑗怀上孩子，而此时的邓小平，却要辞别爱妻，受命赴广西组织武装斗争。是年冬张锡瑗住院待产，谁料遇上难产，产后又染上产褥热，不幸英年早逝。出世的孩子也遭夭折，因此，她未能为邓小平留下后嗣。
当时，刚巧邓小平来沪汇报工作，短时间内又急于带着中央指示，匆匆赶回广西，顾不得亲手料理爱妻后事。南行途中，张锡瑗病逝前的痛苦情景，萦绕在邓小平心头，他无法排遣心中的悲苦和惆怅，这是他终生难忘的一个冬天……
后来，邓小平把妻子安葬之事，委托给当时在香港架设秘密电台的李强。为了安全，墓碑上刻作“张希远”。
上海解放后，随军进城的邓小平，依然十分惦念着张锡瑗。在李强的帮助下，通过上海市民政局，竟然奇迹般地找到了她的遗骨。同时也找到苏兆征的遗骸，而罗亦农的棺木，则无处寻觅。收敛好的张、苏遗骨，分别装进特制的新棺木，移交当时的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暂安置在瑞金花园的一间密室内。文化大革命期间，上海市民政局得到有关方面通知，安排人员将烈士遗骸运送到龙华公园附近秘密保存。直到1969年，才葬入当时兴建的上海市烈士陵园，墓碑仍写作“张希远”，人们对其生平依旧知之甚少。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上海市民政局和陵园史料工作者，又通过邓小平、邓颖超、李强以及张锡瑗的亲属，征集到张锡瑗的资料和遗照，恢复了她的原名，还编入了1983年出版的《上海烈士小传》。不过，尚未点明她就是邓小平早年的革命爱侣。1990年2月，张锡瑗逝世60周年的时候，邓小平嘱托女儿邓榕，第一次专程赶往上海祭扫了张锡瑗墓。
到了《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出版之后，人们才知道了张锡瑗就是邓小平的早年革命伴侣及邓小平对她的一片深情。如今，张锡瑗安息在90年代新建的、由邓小平亲笔题名的龙华烈士陵园。每当到了清明及其他的节日，人们都会在她的墓前献上一枝枝艳丽的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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