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缪尔·亨廷顿的出版书籍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1996)
《我们是谁：对美国国家认同的挑战》 (2004)
亨廷顿运用比较历史的研究方法，全面深入地分析了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现代化与政治发展的过程，从而奠定了他的政治发展理论的基础。他认为：国与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差异，不在于政府统治形式的不同，而在于政府统治程度的高低。政治发展是“现代化的政治性后果”，这种后果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它既可能有助于社会经济文化的现代化，也可能导致政治的衰败。政治现代化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政治的制度化。强有力的政党制度的形成是提高制度化水平的核心。只有大力提高政治制度化的程度，才可能缓解现代化中国家在社会经济现代化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大众政治参与压力，从而确保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稳定，最终实现社会的现代化。一个政治体系的组织与程序的适应性、复杂性、自立性和凝聚性，是界定其制度化程度的4 个主要变量。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强调在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稳定与政治秩序。他认为，“人类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无秩序而有自由”，“权威的确立先于对权威的限制”。这实际上赋予政治稳定同政治民主同等的价值地位。
亨廷顿的理论对政治发展演进路线的阐述，对政治参与影响政治发展的分析，对政党发展与政治制度化之间关系的探究，有助于人们认识现代化中国家的政治现象，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但他忽视了官僚制度在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也忽视了这些国家过去的殖民地历史留下的深刻影响。著作有《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现代社会中的专制政治》、《民主的危机》等。
亨廷顿因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提出“文明的冲突”观点而闻名。亨廷顿认为在冷战后的世界，文化和宗教的差异而非意识形态的分歧将导致世界几大文明之间的竞争和冲突。他生前的好友、哈佛大学荣誉退休教授亨利·罗索夫斯基说，他显然是过去50年中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学家之一。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作者认为，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表现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
本书所持观点公允与否，在学术界大有争论。但书中对现今世界各种文明的深入研究和剖析对读者会有重大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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