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帮精神

　　宁波商人的创新精神

　　近代宁波商人，善于不断接受新事物，更新观念，推进民族科技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全面提高。

　　宁波商人源于滨海，面临大洋的挑战，艰险的环境养成他们开阔的视野，坚强的意志和不断创新的精神。从踏上上海滩那天起，就善于不断接纳、应用外来先进科学文化技术，发展壮大自己。1890年永昌机器厂老板董秋根、何金泉听说意式直缥车比普通丝车效率高，就立即"日夜制造意大利式缥丝车及小马力水汀引擎"。1898年商务印书馆鲍威昌见日本钢模印字清晰，就立即引进，使印刷质量为之一新。1894年严信厚把宁波的通久源轧花厂从单一轧花向纺纱、织布拓展，形成为一个综合型的纺织企业。在轮运业领域，早在1852年宁波商人就向英商集资购买了中国第一艘民营轮船"宝顺号"，这比后来洋务派自造新式轮船至少早了10余年。

　　19世纪后期、20世纪前叶，世界新式医药业、化工业突飞猛进，宁波商人紧跟潮流，积极开发、善于创新，取得了突出成就。余姚人黄楚九于1911年设立"龙虎公司"，开发"龙虎人丹"，一时成为佳话。方液仙的"三星牙膏"、"剪刀牌肥皂"同样名闻通途。

　　生产力的提高是一个内部关系不断调整的过程。宁波商人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也把他们的创新精神应用到了新企业制度的创立和人群及社会关系的整合上。"过帐制度"就是其中一例。过帐制度是宁波商人创立的金融信用制度，即钱庄对客户的经济往来不支现款，采取划帐的办法，类似于以后新式银行的票据交换制度。宁波商人大批涌入上海后，也把这一制度移植到上海，促进了上海的金融融通，增强了"宁波帮"的经济实力。同乡会的创立也是如此。早在1798年上海就有四明公所问世，1909年正式更名为"宁波旅沪同乡会"。同乡会在协调同乡内部的商业利益，增强同外邦商人的竞争，以及对同乡的救助、扶助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因为宁波商人在上海有很大的势力，后来就长期控制了上海新式的资产阶级社团--上海总商会。除了上海以外，宁波商人在天津、武汉、江苏等地都建有同乡会。

　　旧中国是个落后国家，在落后国家要发展生产力，要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尤其需要注重教育。人才培养是国家兴亡的关键，是创新进步的基础。所以宁波商人特别注重对教育的捐助和支持。早在1873年叶澄衷就以经商所得在家乡创办"叶氏义塾"，以培育家乡学子；1899年他又集银子10万两，在上海虹口创建"澄衷蒙学堂"，成为上海第一所国人自办的"洋学堂"。接着柏墅方氏家族也于1907年在家乡创办"培玉学校"，招收乡间子弟。1915年秦润卿在慈溪创办"普迪学校"，以后又在上海创办"修能学社"。到1928年，旅沪同乡会在上海创办学校达10所，学生数千人。宁波商人还把目光瞄准大学。1931年虞洽卿等发起创立四明大学，后因故未成，但"四明大学奖学金"已先颁行。宁波商人的办学对普及教育、提高民族科学文化素质起了重要作用。

分别是：1.诚信务实，博纳兼容2.诚信务实，开放创新3.开拓开放开明4.诚信务实开放。
原宁波大学由世界船王包玉刚先生捐资创办，在发展过程中，包玉刚、邵逸夫、包玉书、曹光彪、李达三、赵安中、汤于翰、顾国华、包陪庆、朱英龙等海内外“宁波帮”人士和王宽诚教育基金会等给予了大量捐助和广泛支持。二十年来，60多位宁波帮人士捐资近3.5亿元人民币，帮助学校建设了一批教学和科研大楼、造就了一支高水平师资队伍，为学校高起点办学、跨越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帮助和支持。众多“宁波帮” 的捐资助学已成为学校的一大办学优势。同时，他们重教兴学、造福桑梓的精神极大地丰富了学校校园文化的独特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