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阿拉伯纹饰，其主要特点是兼具形象和抽象，以抽象为主，其理论基础是伊斯兰美学。中世纪阿拉伯著名哲学家伊本·西那采取了带有新柏拉图主义色彩的亚里士多德哲学体系，认为感悟是人类认识真主和世界的一种最高能力，因此，一切失去物质和感性外壳的抽象概念是知识的最高形式，因为人的精神目光应从“粗糙”的物质现实，从一些具象的事物和现象移开。当代阿拉伯—伊斯兰艺术史学家阿非夫说，伊斯兰美术并非来自理性和直觉，而是源于臆想和情感，满怀着对真主的崇奉和笃信。也就是说，穆斯林艺术家的创作途径是通过臆想，而非感知。因为对真主的认识并非通过感知，而是感悟。感悟的程度因人而异，最高是先知们的感悟，然后是哲人、艺术家、文学家和诗人。感悟是抽象的，逾越感觉和深思熟虑。艺术则是以理智的感觉摹画崇高与伟大。格拉巴拉(O．Grabara)在《伊斯兰艺术的形成》中指出阿拉伯书法艺术嬗变作纹饰，又成为符号和象征，可谓伊斯兰艺术的源泉。他说：“伊斯兰艺术不仅是装饰艺术，也颇有象征意义。我们在东、西希尔宫，冬宫和穆夫杰尔宫见到绘画，无论是几何状或植物状，都有象征意义，这是尹斯兰美学的极致。也就是说，我们面对的建筑是运动的，而非静止的，并由此衍生出相应的形制。因此，不能把装饰成分看作孤立的构成或视而不见的自然存在。”他还说：“从对艺术品的文化价值层次探究伊斯兰美术，抛开视觉感知的事物、寻常的标志以及包含的意义，那么图画与其根本就一分为二，处于变化之中。在图画表象的背后，是标记和表面特点的谐调统一，留给人自由想象的余地。故伊斯兰美学包含许多可资遐想的寓意，具备无限的欣赏价值。”阿非夫·巴哈尼斯在《阿拉伯艺术美学》书中说，框线和色块是伊斯兰美术的两大因素，如同植物的枝与叶，相辅而行。由框线而生色块，再衍变出各种几何形状。譬如，书法中的线，从表象看是几何图形的基本要素，但从担负意义看，它与认主独一相联。即万物起于线，归于线。又如放射型的几何图形，是离散的，也是聚合的。表现源于独一，归于独一。独一就是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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