娄县的历史沿革

1950～1951年，全县完成了土地改革，废除了封建土地剥削制度，实现了“耕者有其田”，26万余无地少地的雇农、贫农、中农（主要是下中农）分配到约45万亩土地。“土改”后，农民要求组织起来走互助合作道路，1951年在自愿的基础上组建了一批农业生产互助组，到1952年参加互助组的已占农户总数的61.3%。早期组织互助组的先进分子中有城东陈永康，他通过多年“单穗传”培育的水稻“老来青”，在1951年，创单产716.5公斤的纪录。这一经验很快得到总结推广。1952年，全县水稻单产从1949年的162公斤提高到257公斤。这时党中央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要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3年，本县农民在互助组的基础上，建立起第一批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5年底，加入初级社的已占总农户的85.01%。1956年春，初级社开始向高级社发展，很快出现农业合作化高潮。至1957年4月，全县99.14%的农户加入了高级社。
1958年9月间，全县300余个尚未整顿巩固的高级社，在5天时间内，组建成17个政社合一、“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在“大跃进”中，本县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盛行，经济工作出现了严重失误，在农业生产中盲目提出“亩产万斤粮”等口号，严重挫伤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随之出现了“三年国民经济困难时期”。　1959年，根据中共中央郑州会议精神，对人民公社作了调整，对无偿“平调”作了退赔。1960年贯彻中央北戴河会议“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方针，本县农业生产在继续治水改土的同时，积极发展机械化，改良品种，提高复种指数。1963年开始推行“麦、稻、稻”三熟制，当年粮食亩产达351公斤。1964年突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要求，达到402公斤。棉花、油菜籽也因改良品种，改进田间管理，产量比解放初期大有增加，平均亩产分别由1950年的15公斤和28公斤，提高到1964年的54公斤和67.5公斤。农业机械化从50年代中期起步，到60年代中期，有了很大进展，1965年全县已有拖拉机111台，手扶拖拉机92台，机引农具195台，机动脱粒机2252台，排灌电机651台，农机总动力22300千瓦。解放前因地势低洼少种低产的三麦，这时已占粮食总产的15%。
“文化大革命”动乱时期，农村虽也受到影响，但广大干部群众坚持农业生产、推进农业机械化和其他增产措施，使农业产量仍有增长，但社员分配却较低。
根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精神，1980年本县农村开始推行多种形式的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到1985年，全县已有2773个生产队实行家庭承包、联户承包，或采取新经济联合体等形式。其中，有131个户均承包粮田45.5亩的种植大户，2200个养殖大户和26个新经济联合体。同时，逐步建立和健全了农业生产服务体系。1978年后，农田降低夏种指数，恢复以稻麦两熟制为主的耕作制度。经过农业经济体制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加上乡镇工业的兴起，更促进了农业的发展。1980年粮食亩产646公斤、棉花59公斤、油菜籽102公斤，1984年创粮食亩产849公斤、棉花亩产98公斤的纪录，油菜籽高达144公斤。1988年三者亩产分别为704公斤、64公斤、156公斤。全年粮食总产量28.8万吨，棉花、油菜籽也分别达到318.9万公斤和1828.8万公斤。全县拥有农机总动力20.5万千瓦，农田机耕面积达99.3%，机电排灌面积达100%。本县为上海郊主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之一。 松江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精神。唐末农民起义军黄巢攻下潼关的那年（880年），王腾据华亭反唐。元末农民大起义，松江人民积极支持“红巾军”占领松江。明万历年间，董其昌次子董祖常横行乡里，群众愤起烧掉了董家住宅。明末，松江进步知识分子陈子龙、夏允彝、徐孚远等，组建爱国文学团体“几社”，当清军南下、明朝复亡时，“几社”中人参加了抗清斗争。府城陷落后，李待问等义军数千人壮烈牺牲，夏允彝、夏完淳父子，陈子龙等也先后牺牲，徐孚远突围至福建，继续斗争，至死不降。辛亥革命爆发后，松江积极响应，组织学生军，支持革命政府；“二次革命”（讨伐袁世凯）时，松江学生军敢死队参加进攻上海江南制造局的战斗，牺牲多人。“五四”运动中，松江涌现出侯绍裘等一批革命青年。民国12年（1923年）秋，侯绍裘成为松江第一名共产党员。民国15年，松江建立了共产党地下组织，在大革命时期，积极参与反帝反封建斗争。民国16年3月，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侯绍裘被推选为上海临时政府委员。“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侯绍裘在南京被害。同年中共党员袁世钊、吴子喜、陆龙飞、顾桂龙等在新浜、枫泾一带开展农民运动，并于民国17年在陈云领导下策动了枫泾暴动，失败后吴子喜、陆龙飞被捕牺牲，其他同志转入地下，继续坚持斗争。民国19年后，顾桂龙、袁世钊等先后被捕牺牲，民国22年松江中共地下组织遭敌人严重破坏，党组织中止活动。民国26年11月9日松江沦陷。民国28年后，中共在和尚泾、叶榭、莘七、天昆地区重建地下组织，领导当地人民，配合新四军进行抗日斗争。有很多青年参加了新四军、八路军等抗日部队，不少人为国捐躯。民国34年夏，新四军在泗泾、七宝、莘庄一带建立游击根据地，并成立了泗宝区公所，这是中共在本县建立的第一个人民政权。同年7月，浦南爆发了反抗“军米”等斗争，中共地下组织积极参与领导，愤怒的群众一举惩办了伪镇长、保长等数十人。
解放战争中，中共地下党员始终在本地坚持斗争。解放前夕，中共松江地下组织6个支部的128名党员，和浦东人民解放总队松江大队100余人武装队伍，与全县人民一起，配合解放军，胜利地迎来了1949年的解放。
解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松江人民继续发扬光荣的革命传统，作出了新的贡献。抗美援朝时，松江捐献飞机3架，900余名松江子弟，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79人牺牲在朝鲜战场上。1955～1985年，有1.9万余人应征入伍，在保卫祖国、保卫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中，有44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贯彻“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方针，工业企业开始管理体制的改革，推行厂长负责制和生产岗位责任制，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工业发展加快了步伐。1988年全县工业企业由1978年的484个增加到1399个，其中县办167个，乡镇（包括乡镇以下）办1118个，其他114个。乡镇企业逐步发展成为本县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1978年产值为11457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42.15%，工农业总产值的27.49%；1988年达到169121万元，占工业总产值的73.04%，工农业总产值的63.38%。本县多层次的工业企业，已形成纺织、服装、食品、化工、建材、印刷、机械、电机、电子、电器等众多系列，产品有上千个品种，1988年总产值231539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266836万元的86.77%。
1958年本县划归上海后，县城被规划、辟建为市郊工业卫星城镇之一，一批部、市属工厂陆续迁入本县。1985年，县境内共有部、市属工厂21家，职工2万余人，总产值4亿余元。这些工厂分属冶金、铸造、机床、照相机等工业门类，通过联营、加工协作、技术指导、设备转让等形式，对县属和乡镇工业的发展起了支持促进的作用。
本县商业历来繁盛。县城是府治、县治所在地，又是府境粮食、棉花以及其他商品、贡品集散转运中心。大批官僚、地主、豪绅、富商集中于此，城乡流通渠道畅通，形成了较大的消费市场。在社会安定时期，一直能保持兴旺局面。至解放前夕，全县有坐商4126户、行商471户、摊贩2293户，共59个行业。1954～1956年，基本完成了对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全县有32户私商直接过渡为国营企业；大部分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组建成49个合营企业；还建立了174个合作商店，以及许多合作小组。一部分小商小贩、服务行业继续从事个体经营。此后几十年中，商业管理体制进行了多次改革。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人民生产、生活需求不断增长，商业也继续发展繁荣，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949年为2578万元，1978年为17590万元，1988年达71754万元。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销售比例也有很大变化，1949年为95.69%和4.31%；1988年为73.37%和26.63%。80年代外贸发展迅速，已形成一批出口商品生产基地。1988年出口产品总值46205万元，比1978年增长7.58倍。其中工业产品占87.83%，农副产品占12.17%。工业产品中，乡镇工业产品又占82.89%，达到33641万元；花边加工费从1971年的66万元增至2344万元。解放以来，集市贸易历经兴衰，1949年成交额为175万元，1978年为371万元，1988年增至6064万元。个体经济几经起落，1956年初对手工业、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全县尚有个体工商业487户；1958年“大跃进”时期，不少个体户停止经营。1962年开放集市贸易，市场上又出现3000余个体户，经整顿清理，至1965年只剩918户。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全县发证仅20户。80年代起，个体户逐年增加，1980年发证118户，1985年增至3205户，其中城镇678户，农村2527户，营业额341.45万元。1988年个体户数达3969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