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新中国进入“大跃进”时代，在“鼓足干劲生产，放开肚皮吃饭”狂热口号鼓动下，解决人们的吃饭问题就成为当务之急，在力求增加粮食产量的同时，避免粮食浪费也成了大家的关注点重点，麻雀作为一种全国各地都能见到的农田鸟类，自然会受到人们注意。
从表面上看，麻雀结群出没在农田里，也确实吃稻谷，被定为四害之一的初衷是可以理解的：它们确实糟蹋粮食。
后来进行反思是因为在全民打麻雀的运动之后，粮食并没有预期那样增产，这才有以郑作新先生为首的一些动物学家对麻雀的生态习性做了细致、全面的调查，得出客观结论的过程。
反思之下，不应该有具体的某个人对这个荒唐的结论承担责任。这是因为当时浮夸和冒进是一种风气，政府在各方面还处在摸索阶段，动物学研究也不够细致，在这样的情况下走弯路是可以理解的。好在我们及时发现并纠正了谬误，至少当时的执政者还是相信科学的。如果一定要追究责任者的话，应该归咎于全民对于科普知识的缺乏，如果不是大家都认同，光有少数人认定麻雀有害是不可能把麻雀定为四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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