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思想整合的历史前提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先秦、秦汉时期，思想文化的整合是受当时社会条件决定、制约的。经济上，这一时期，由于铁器、牛耕的使用，农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从而推动了社会经济的空前发展。社会分工日臻细密，商品经济的比重一天天加大，交换的种类、形式渐趋多样化。正如荀子所说，战国之世，已形成了“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9�9议兵》)的新局面。政治上，自战国中期始，各国先后进行了变法，废除了旧的世卿世禄制，打击了贵族势力，新兴的官僚制――职官制代之而起，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得以确定。各国内部小范围内的集权统一为全国范围内的集权统一奠定了基础，并最终缔造了统一的秦汉大帝国。军事上，战国时已建立了公文用“玺”(官印)和发兵用“符”(虎符)制度，这是军权统一的标志性事件，至秦汉渐次完善。它的出台，使武装力量的指挥权集中于国君及其后的皇帝手中。思想文化上，先秦诸子虽异说纷呈，但却有着共同的学术源头，且皆着眼和服务于现实，不尚形而上之论，他们作为同一时代的哲人，彼此间无论在思维内容、思维方式、审美价值等方面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相通之处，这也为它们在对立斗争中互相借鉴，彼此渗透，并适时走向综合奠定了基础。
自然，这种整合、统一，会以不同形式、时机出现，为历史提供选择；当然，最后还是由历史选择它们――在时机成熟时，从中选定最合适者。
二、思想整合的历史过程
纵观先秦、秦汉时期思想文化的衍生流变，其间曾有过四次大的思想整合。其一，荀子以新儒家面目出现，改造儒学，吸纳诸家之说。从荀子的思想内涵看，他总结、揉合的主要是儒法两家的东西，说荀子是一位以儒为宗、儒法合璧的地主阶级思想家，似比较合适。荀子对儒学的改造，表现在他的“天人相分”和“性恶论”思想的提出，由此严重冲击了建基于“性善”和“天人合一”观之上的儒家正统理论；其对法家思想的吸收，表现在“隆礼”的同时也“重法”。他努力使儒法合璧，但不免矫枉过正。荀子逝后，其弟子张显师说宏旨的如李斯、韩非之辈的法家实践，即是一种证明。
其二，战国末期吕不韦的实践。吕氏以政治家身份集合诸家之学，撰作《吕览》，应当说这是政治与学术联姻的一次重要事件，是王权对国家意识形态的一种呼唤。吕氏抬出黄帝，实际上是打出一面统一的旗号，为其“大一统”寻找理论依据。由此，为先秦时期的思想整合打上了国家思想的烙印，并影响后世。但由于吕氏并非思想家，这是他的缺陷，也是他的优势，所以他以身处臣位政治家的敏锐、直觉，注意到了专制皇权可能对社会思想构成危害，而力主以道家思想为主体构建其思想体系。正是由于吕氏的独特地位，才注定了《吕览》的政治取向不是专注于集权政治，而是新道家的治国观。纵观《吕览》，通篇洋溢着清静无为的政治气氛。遗憾的是，这一施政纲领并未得到最高统治者的垂青。主要原因是，由秦相吕不韦主持统撰的《吕览》是一部以黄老之学为主导，“兼儒墨，合名法”，试图建立封建大一统思想体系的重要著作。围绕建立和巩固中央集权，吕氏主张德法兼治，反对一人“偏私”和“独断”，对秦自商鞅变法以来的法治传统多所补充和修正，其政见同奉行韩非君主专制集权学说的秦王政发生了冲突。由此，也就注定了《吕览》的政治命运。
其三，《淮南子》构建理论新体系的尝试。《淮南子》是汉淮南王刘安主持撰作的，是继《吕览》之后又一部集体创作并以道家思想为主的理论著作。书中以道家统摄儒、墨、法、阴阳等，由自然而推论人事、政事，并对“无为”进行了一次具有创新意义的解说，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对“无为”政治的痴恋。但历史跨入汉武帝时代，情况发生了变化，道家的自然无为的政治理论所挂靠的现实经济、政治基础已渐次失去，统治者转而好大喜功，谋求宏业，清静无为的统治术已不再适合统治阶级的口味。正由于此，原以备帝王参阅的《淮南子》也就被“冷”处理了。
其四，先秦、秦汉思想整合的终结者――董仲舒。汉初黄老思想医治了战争创伤。至汉武帝时，国内新矛盾、新问题源源涌出，汉王朝为长治久安计，亟需建立一种适应于封建大一统政治的新思想体系。于是，贤良文学之士董仲舒应时提出符合封建皇帝和地主阶级胃口的一系列说教，对儒学进行了一番改造，以讲仁德的儒学为核心，以阴阳五行为骨架，广泛吸取包括法家在内的先秦诸家思想，构建了一个服务于以皇帝为总代表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政治的新儒学体系。这种新儒学，既隆儒学于一尊，又批判地兼容百家；既植根于传统社会，又以现实需要为出发点。如此，经过董仲舒对诸子思想的儒学化整合，最终完成了儒学的时代转型，使儒学登上意识形态的“独尊”地位，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
战国发展 秦时被打压 汉时被尊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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