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陵之战失败后,只身逃回白帝城永安宫中的刘备,为悲愤和羞愧交加,痢疾小疾竟转为沉疴。自知将不久人世,从成都召来丞相诸葛亮托咐后事,口授了一道稀世遗诏:“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定国,终成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见《三国志·先主传》)。 诸葛亮虽然想受“十锡”直接做皇帝,但是却受复杂的形势制约而难以实现。以当时形势观察,诸葛亮根本无法做皇帝。 受涿州籍、益州籍两股势力的掣肘 刘备集团主要成员的构成,与曹魏、孙吴有很大不同,以曹操、曹丕为首的曹魏集团,是以夏侯敦、夏侯渊、曹仁、曹洪、曹彰、曹真、曹休、夏侯尚等家族子弟为核心的,其他非曹姓成员则来之于五湖四海,不可能形成地域性的帮派势力。孙权集团的主要成员,大多来之于东南一隅,经历孙坚、孙策、孙权三世而逐渐凝聚,也不可能形成地域性帮派势力。由于刘备经历坎坷,这一集团的主要成员大体来之于三个方面,其一是涿州籍官员。他们从刘备招幕兵勇参加镇压黄巾农民大起义开始,主要成员有关羽、张飞、赵云、魏延、陈到、刘琰等将领,有糜竺、孙乾、简雍等文臣。这些人是久经失败考验,始终如一的死士,是棒打不散的“铁哥儿们”。其二是荆州籍官员,主要成员有诸葛亮,庞统、马良、陈震、伊籍、廖立等谋臣文官,有黄忠、申耽、申仪、刘封、冯习、张南、霍峻等将领。其三是益州籍官员,主要成员有许靖、秦宓、吕乂、彭羕、费诗等文官,有王连、张裔、杨洪、黄权、孟达、李恢、吕凯、马忠、王平、张嶷、邓芝、张翼、杨戏等将领,更有法正,李严等文可安邦、武可定国的全才。 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农民阶级的畛域观念特别严重,它反映在社会政治领域,就是帮派意识,流氓阶层则更为强烈。以籍贯地域形成政治帮派的,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刘备尽管出身于破落贵族,小时迹近于市井少年;图谋自立中又以“投奔”作掩护,从而获得“枭雄”这一十分丑恶的绰号。但是刘备又是非常人,虽然其文治武功都很平平,但善于待下却是突出的优点,具体表现在礼贤下士,通达宽容,知人善任,平易近人等方面,所以其核心成员虽来之三个方面,他都能以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加以延揽和使用。但是请注意,在成都自称汉中王及称帝之后,他派往外地镇守一方的军政大员,是以涿州籍为主。刘封虽系荆州籍,但被刘备收为义子,这种血缘关系的无机延伸使他获得了殊荣,自然成为涿州籍的重要成员,故而以副军中朗将之职驻节上庸(今湖北房县),统领宜都太守孟达,征北将军申耽,西域太守申仪等,也成为藩屏皇室的一路诸侯。文官中,涿州籍亦占重要地位,糜竺虽然才能平平,刘备夺得荆州后,仍拜其“为安汉将军,班在军师将军(诸葛亮)之右,赏赐优宠,无与为此”。(见《三国志·糜竺传》)孙乾、简雍等大致如此。 诸葛亮虽然籍贯山东沂南县,但他是从荆州发达的,且和荆州士人源渊很深,从后来的作为看,他不仅自认荆州籍,且成为独一无二的代表人物。荆州籍中,庞统、黄忠等对奠定西蜀政权的贡献最大,但庞统战死于雒城,黄忠获得后将军爵位后不久病死,特别是关羽荆州失败,刘备猇亭失败时,荆州籍官员损失最大,侍中马良被杀,大都(元帅)冯习、先锋张南均死于战场,申耽、申仪投降曹魏,残留荆州籍官员之中,受到刘备晚年重用的,仅诸葛亮、董和两人。 益州籍地位十分特殊,尽管他们与刘备交往其浅,但是刘备要把益州作为巩固的后方,就不得不重用蜀人,自然要起用一大批素无渊源的益州籍军政精英,法正以卓越的军政才能和反戈投奔的功劳,被任命为京畿之地的“蜀郡太守,扬威将军,外统都畿,内为谋主”,成为刘备麾下的第一人。诸葛亮担当丞相后,虽然强调“宽济以猛”(即以严刑峻法替代刘璋时代的法制松驰)的治蜀原则,但对法正扬眉吐气后,多次挟嫌报复杀人伤人的违法行径,也只能紧闭双眼听之任之。刘璋时的蜀郡太守许靖曾对刘备鼠首两端,更加之徒负虚名缺乏才能,刘备虽然很蔑视,依然使他在三年中完成了仕途“三级跳”,即公元一一八年任左将军长史,第二年任太傅,第三年又升为司徒,班列仅次于诸葛亮。而镇边的将领中,益州籍亦为数不少,仅降庲都督一职,先后有邓方、李恢、张翼、马忠等;刘备东征孙吴时,率偏师于江北侧应的镇北将军黄权也是益州籍;及至诸葛亮时代,益州籍的邓芝、王平、张嶷、马忠等,都以军功才能成为西蜀的重要将领。永安宫托孤并不只诸葛亮一人,而是“托孤于诸葛亮,尚书令李严为副,”而且加封其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见《三国志·李严传》)相比较之下,荆州籍将领没有了独当一面的人物。 三种势力只所以能较好地结合起来,都因为刘备的善于拢络和平衡关系。刘备之后,虽然诸葛亮掌握国柄,但是涿州籍、益州籍文武大员,依然把希望寄托于以刘禅为代表的蜀汉政权,荣辱与共,不可能默认皇权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