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春秋战国时期出的人才那么多，往后朝代却没有这么多？

首先，在社会转型时期，由于现实的需要，一定会涌现一大批的思想家、实干家，也就是所说的人才；其次，春秋战国后一样有很多能力杰出之人，不过由于时代特征不同，给人的感觉是没有那么集中爆发而已。

“礼崩乐坏”，面对春秋末期日益无序的社会局面，孔子发出了如此哀叹。

所谓的礼，是指“周礼”；乐，指庙堂之乐，这两项被视为西周等级森严分封制度的象征。“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在这种等级分明、各阶层安守本分的模式下，周王朝社会有序运转：

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支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支叶之庇本根。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

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诸侯势力的不断扩张，周天子的威严逐渐弱化，原本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慢慢变成了“自诸侯出”甚至“自士大夫出”。原有的旧体系已经越来越不适合现实的需要，逐渐崩溃；但新的能够适应社会需求、符合各统治阶层诉求的新机制还未明朗。

面对这一空前混乱、迷惑、动荡的时期，各个诸侯国迫切需要新的方法帮助自己强化统治、应对来自内外的威胁。为此他们礼贤下士，对各种五花八门的思潮洗耳恭听；甚至不惜“摸着石头过河”，希望探索出一套能被证明最实用的理念。

有市场需求，就会产生供应方。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等各种流派迎来了爆发式的黄金时期，儒家的孔、孟，道家的老、庄，法家的李悝、吴起、公孙鞅、韩非子，墨家的墨子，苏秦、张仪等“一怒而诸侯惧”的纵横家，各路人马使出全身解数，唯恐不能一展生平所学。而且由于激烈的竞争，更是促进了他们不断自我完善进步。最终，他们联手在历史上贡献了一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人才盛宴。

“礼崩乐坏”，还带来了一个严峻的后果：

君臣之礼既坏矣，则天下以智力相雄长

智力，指的是智慧和力量。春秋战国时期，由于亲属关系的逐渐疏远、现实利益的纠葛冲击，祖上沾亲带故的各个诸侯国之间逐渐兵戈相向，甚至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原本守规矩、讲原则的君子之风没了，赢家盆满钵满、败者一无所有，严酷的弱肉强食环境，逼着各路统治者被迫抛弃“富贵有种”的贵族政治，用人不问出处、不管岁数甚至不看人品，能帮自己解决问题、带来好处、提升自身的“智力”水平就好。

举几个例子：

三家分晋之前，魏国往西攻打原属于秦国的河西，并且逐步得手；为了加快胜利，公元前409年，魏文侯任用因“不奔母丧、杀妻求将”而士大夫阶层认为“贪而好色”，“然用兵，司马穰苴弗能过也”的奇才吴起为主将。换帅如换刀，原本就占优的魏军接下来更是摧枯拉朽，完全占据了”河西，把秦国压缩在关中。

大名鼎鼎的公孙鞅，原本只是出自卫国、在魏国担任相府侍从官的小人物。而刚上任的秦孝公为了使秦国强大，许下“吾且尊官，与之分土”的重赏，果断启用公孙鞅这样一位之前毫无出色政绩的外来人员，甘愿冒着得罪贵族阶层的风险，把自己的国家当成一块试验田，全面落实法家治国理念，这在后面的任何朝代都是不可想象的。

当然了，登台拜将、一跃从底层越居汉军统帅的韩信，那更是人才受重用的代表。

因此，所谓“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虽然现实而无情，但也有另一层意思：

为了对付狡兔，主人一定会好好养着走狗；天上飞鸟不尽，主人一定会爱护并使用自己的好弓；敌国压力在眼前，国君更会压抑自己的喜好，不拘一格用人才。

春秋战国这样一个大分裂、大混战、大兼并的时代，对人才的需求也空前绝后的急切。是人才，一定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平台；起初没有才，也会被生存压力、功名利禄的吸引力逼迫自己挖掘出潜在的才华。这就是为什么这一时期人才空前的原因。

为什么秦国统一六国后，人才就好像少了很多？

并不是，所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任何时代都有人才，只不过由于时代的需要、政权的选择，决定了只有满足一定条件、具备特定才能的人士能够冒尖。

秦始皇建立了中国历史上首个大一统的王朝，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时代。这个时候，维护政权安定、避免再度陷入春秋战国那样的混乱局面就成了时代的新需求。推广郡县制、统一度量衡，车同轨、书同文，都是围绕着这一目的而开展；同样的，“焚书”，其实是为了实现理念的统一，避免由于思想混乱而造成人心不稳、社会不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