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恩格尔指数变化及其原因

一、恩格尔系数的概念及其广泛运用
恩格尔系数是经济学中的重要概念。恩格尔对当时比利时的三个阶层作了统计调查，得出如下图表：
食粮费 衣着费 住宅费 燃料费 文教卫生娱乐费
一般劳动者家庭
中等阶层家庭
高等阶层家庭 62%
55%
50% 16%
18%
18% 12%
12%
12% 5%
5%
5% 5%
10%
15%
从这个统计表中可以看出，收入少的阶层指出食粮费的比率反而高。随着收入的增加，食粮费支出比率渐次减少，衣着费的支出比率也渐次减少但比率变化较少，住宅费、燃料费的支出比率保持不变，文教卫生娱乐等杂项费用支出比率随所得增加急速增长。
恩格尔系数是经济学中最早确立的两个函数关系之一。恩格尔系数一经提出就得到广泛的认同，并一直被广泛运用于统计工作之中。人们一般认为，恩格尔系数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衡量一个家庭或国家消费水平的重要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生产水平和经济状况。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将恩格尔系数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富裕程度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30%为最富裕。
在中国，恩格尔系数同样受到高度重视。无论是政府机关的工作报告，还是新闻媒体关于本地居民的生活水平的报道，都可以见到恩格尔系数踪影，使用频率极高。2003年我国发布的第一份《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中指出：中国农村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已经降至47.7%（小康），而城镇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已经降至37.9%（富裕）。在新华社的网站上，几乎每个省、市、自治区以及一些经济发达的城市都有一篇关于本地区恩格尔系数数据的报道，以反映本地居民的生活状况。
更重要的是，政府机关的很多工作计划的依据就是本地的恩格尔系数。我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确定最低工资标准的方法之一就是恩格尔系数法：根据国家营养学会提供的年度标准食物谱及标准食物摄取量，结合标准食物的市场价格，计算出最低食物支出标准，除以恩格尔系数，得出最低生活费用标准，再乘以每一就业者的赡养系数，再加上一个调整数。①
二、恩格尔系数的质疑
1、恩格尔失灵。恩格尔当时得出的结论完全是凭经验推断出的，并没有理论依据。但长期以来，经济学家们对恩格尔系数的理论研究却很少，大多在统计调查中做了一些相关的研究。1868年，德国统计学家修瓦彭研究了柏林市民的所得额与住房支出的关系，推翻了恩格尔的关于住房支出比例相对不变的结论。他指出，住房支出比率也适用于随收入的增加而减少的规律。后来，其他的经济学家根据统计资料发现服饰等生活必需品支出的变化规律也类似食物支出的变化规律。
1984年，苏志平、张克昕等教授曾对河北省几个县的农民消费作了调查，居然发现农民普遍的食粮费用支出全在25%以下，这个数字相当于发达国家城市居民的食物支出比例。但是苏志平教授同时指出，农民的主要支出并不在文化教育娱乐卫生方面（这些支出仅占总支出的10%不到），而在住房方面（占总支出40%以上）。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长期以来，农民一直忙于解决温饱问题，无力改善住房条件，加之传统消费观念强，习惯于俭朴的生活，在吃的方面基本保持原来的水平。①
我国消费经济学家尹世杰教授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有关数字计算而得：我国城镇、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为：②
1957 1964 1978 1985 1987 1990 1992 1993 1995 1997 1998
城镇
农村 58.4
65.8 59.2
67.1 57.5
67.7 52.3
57.4 54.4
--- 54.2
55.6 52.9
56.8 50
58 49.7
58.6 46.4
55 44.5
53.6
%
40多年来，我国居民的收入翻了两三番，居民的生活水平得到大幅度的提高，但通过上面的数据可以发现，城镇、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仅分别下降了13.9%和12.2%，与我国居民生活水平的发展状况极不相符，而且中间还曾出现过数次反弹。令人困惑的还有：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经济严重困难并没有造成恩格尔系数的大幅度上涨，90年代初期的通货膨胀也仅造成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的小幅度反弹。事实上，“纵观我国人民三十多年的消费结构历史，并没有给与恩格尔系数实践上的论证。”①
2、恩格尔悖论。恩格尔系数在两个前提下普遍适用：（1）假设其他一切变量都是常数；（2）食物支出有统一的含义即指维持生活所需的食物支出，在各种收入水平之下，都应按照这种含义所要求的来衡量。但问题的焦点在于食品的消费弹性。在分析这一问题时，就必须考虑到，与现在物资极大丰富的买方市场不同，恩格尔所处的19世纪大多数居民生活水平低下，产品并不丰富，尤其是食物，不仅数量不多，而且构成也十分单调。在“填饱肚子”是绝大多数居民的第一要务时，没多少人会在意食物的“口感”如何，食物等级对绝大多数人而言也没有存在的必要。外国经济学家常用所谓“巨无霸指数”来比较我国和其他国家的经济形势，但是他们似乎都忽视了一点：汉堡包在西方国家是居民的日常食物（甚至有称其为“垃圾食品”），而在中国，汉堡包却是作为一种比较“高级”的食物出现（少数极发达的地区除外）。于是又出现了一个两难问题，“维持生活所需的食物”的概念应该如何界定？这就需要明确，食物的作用究竟是“维持生命”还是“享受生活”（尤其是酒和“休闲食品”的出现）？有食物用于享受，无疑是生活水平提高的表现（如同历史学家指出的，酒的出现说明粮食的产量不仅可以满足食用还出现了富余，这也是人类生活水平得到提高的表现），用于享受的食物的弹性无疑大于用于维持生命的食物弹性。但问题在于哪些食物是用来“享受生活”的？这一部分食物是否应算作恩格尔系数公式中的“食物支出”（分析恩格尔系数的本意，用来享受的食物应该不算作食物支出）？那些既可以用来“维持生命”又可以用来“享受生活”的食物该怎么归类？这可能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同样做为“维持生活所需的食物”，汉族的主要肉食是猪肉，而受宗教影响，穆斯林的主要肉食是牛肉。牛肉的价格一般比猪肉价格高出25%左右。消费主体的偏好和习惯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恩格尔系数的准确性。同样，高级食品以及食物等级等消费弹性食品的存在就使恩格尔系数公式的计算失去了标准。以湖南为例，大米是湖南居民的基本食物。市场上湖南产的普通大米的零售价为每市斤1.5元左右，优质大米（如东北大米）的零售价为每市斤2元左右，进口大米（如泰国大米）的零售价则高达每市斤3元左右。而不同品种的大米除了在所谓“口感”方面有所不同外，对满足居民饮食要求方面并没有什么差别；另一方面，居民对主食的选择带有习惯性，在一段时间内是难以改变的。做一个极端的假设，不同的家庭在总支出及其他方面的支出都一样，但对大米品种的选择不同（一般而言，南方人对大米的要求较为讲究），如果机械地以恩格尔系数公式进行计算，就有可能得出一个有悖于常理的结论——食用高级食品的家庭生活水平较低。根据张晓卫和孙卫平的研究，城镇居民在满足基本消费需要之后，剩余收入中继续投向食品的比例高达13.76%，“虽然恩格尔系数在逐年下降，但老百姓仍把食品作为提高生活水平的主要消费类别”。①转贴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