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3—1856年克里木(亦译克里米亚)战争的起止时间本无争议,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中学历史教材《世界近代现代史》一书对克里木战争起止时间的表述并没有什么问题。《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0年第6期)刊载短文,却将克里木战争的起止时间都作了修正,笔者认为欠妥。
克里木战争是19世纪上半期列强围绕“东方问题”和欧洲霸权而激烈角逐的结果,“东方问题”的核心是如何瓜分奥斯曼帝国的遗产。19世纪50年代初“东方问题”的进一步激化和“巴勒斯坦圣地”之争,成为克里木战争的导火线。“巴勒斯坦圣地”位于奥斯曼帝国境内,天主教会和东正教会争夺“圣地”的管理权,法国率先以天主教徒保护人的身份要求土耳其尊重天主教徒的权利,而俄国则向土耳其皇帝施压,为东正教徒撑腰。土耳其在二者间不停地周旋。法国舰队驶入爱琴海,俄国则陈兵土耳其边境。1853年初,俄国企图与英国共同瓜分土耳其意在孤立法国的希望落空,反而推动了英国和法国接近。俄国恼羞成怒,派使节前往君士坦丁堡调停,因俄方提出的苛刻条件遭到土方的拒绝,俄使节拂袖而归,同时,英法舰队开进达达尼尔海峡,俄国不甘示弱,派数万大军再度侵占多瑙河两公国,俄土终于断交。土耳其靠英法撑腰,对俄态度趋于强硬,1853年10月9日向俄方通牒,限期俄军撤出多瑙河两公国,俄拒不撤军,土耳其向俄宣战。俄土兵戎相见后变成了以俄国为一方,以英、法、土以及萨丁为另一方的大规模战争。
克里木战争同时在克里木、巴尔干和高加索展开,其中克里木战场最为重要,故称克里木战争。战争初期(亦称巴尔干时期),俄黑海舰队袭击并摧毁了土舰队,夺取了黑海的制海权,土耳其接连在各个战场上严重失利,英法由一旁助战到1854年3月直接对俄正式宣战。从此,战争不仅在克里木、巴尔干和高加索展开,也波及到波罗的海、白海和远东,俄国在外交上陷于完全孤立,军事上面临着重重困难。战争后期(亦称克里木时期),英、法、土联军和俄军围绕塞瓦斯托波尔要塞的攻守鏖战了349天,俄军未能守住要塞,是役俄军死伤10多万人,元气大伤。塞瓦斯托波尔要塞激战正酣之际,俄土在高加索的较量时起时伏,战战停停,俄军稍占上风,于1855年11月28日攻占土军固守的卡尔斯(亦译卡斯)要塞,但于整个战局无补。俄军败局已定。在波罗的海、太平洋,俄军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
克里木战争的基本进程表明,俄军由前期的进攻转为后期的防守,英、法、土联军则从被动转为主动并最后获胜。前期战斗较为松散,后期则异常激烈。关于克里木战争各方损失的统计数字不一(详见郭华榕:《克里木战争》,载《外国历史大事集》近代部分第二分册,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第284页)。
到1855年底,交战各方损失巨大,加之英、法、土间的联盟内部矛盾表面化,法国便私下与俄国秘密议和,但进展不大,奥地利对俄态度日趋强硬,以对俄宣战相要挟,最终迫使俄言和,1856年1月,俄国宣布停战。同年3月,俄国在英法的压力下,被迫就范,在巴黎和约上签了字。
行文至此,不难看出,克里木战争始于1853年、结束于1856年是没有问题的。
关于克里木战争性质问题,一般是这样表述的:克里木战争无论从沙俄来说,还是从英法方面来说,都是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克里木战争是沙皇俄国同英法争夺土耳其“遗产”的侵略战争(郭华榕:《克里木战争》第271页;《国际关系史》上册,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5页;吴春秋:《俄国军事史略》,知识出版社1983年版第218页,等)。
俄土战争性质与战争的原因、战争的责任问题息息相关,我国学者王新先生的见解令人耳目一新,他认为,参加克里米亚战争的主要欧洲列强英、法、俄、奥,对于土耳其在近东和巴尔干的属地都有直接的经济利益,它们长期以来在这里激烈争夺并最终导致一场大规模战争。它们所关心的是近东、巴尔干、波斯和中亚的贸易,地中海通往印度的道路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君士坦丁堡和黑海海峡的地位。他还认为,当然应当指出当事者应负的某种责任,如拿破仑三世重新挑起“圣地争端”;尼古拉一世派缅希科夫出使,以及后者在君士坦丁堡的挑衅行为和俄军对多瑙河两公国的占领;帕麦斯顿、罗素、克拉伦登、斯特拉福德一坎宁进行的反俄煽动;俄军在锡诺普消灭土耳其舰队;拿破仑三世敦促英国联合进入黑海;尼古拉一世拒绝英法的通牒等等,这里的每一步都使战争更加临近。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有其应负的战争责任。这样的事实可举很多。但在研究战争的原因时,不应局限于此,应该更深入地揭示引起战争的经济动因,从而找出战争的规律性。
可见,克里木战争是世界近代史上一个非常重要而又复杂的问题,关于其起止时间及性质,学术界已有共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理由改变已有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