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坑爹之处,就在于《资治通鉴》是服务和维护通知者利益、并可资借鉴的对上层建筑领域有所助益的内涵典籍,对处于被压迫、被通知地位者来说,具有更大的杀伤力。
换言之,《资治通鉴》对能够成为通知者的人,提供了压迫和通知民众更有成效的意见或方式方法。
如果现代人不能很好的理解,主要还是对《资治通鉴》理解受到了历史的局限,是自身的意识形态问题,而不是司马光的问题。
既然《资治通鉴》是何以借鉴的读物,就有着能够被有识之士可以借鉴或利用的价值,《资治通鉴》是固定不变的,而读者是来自于不同时代、不同知识层面和认识能力的人,对《资治通鉴》的理解和看法与意志也是千差万别的,任何时代的任何人,也不能要求统一这个差别。
刀,可以砍瓜切菜,亦可砂仁害命,刀之罪呼?
因此,《资治通鉴》是否坑爹,其罪不在司马光,而在于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