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轲刺秦王中的荆轲是一个怎样的人？

荆轲身上体现的以弱小的个体反抗强暴的勇气和甘为高尚的政治价值观和理想主义献身的牺牲精神值得千古流芳。在这点上，我们反对电影《英雄》中以“天下”为幌子为暴秦的专制集权辩护、抹杀反抗专制暴政的英雄行为的崇高价值的立场。然而燕太子丹“至丹以荆卿为计，始速祸焉”的政治决策不能不让后人反思，就象北宋文豪苏洵在《六国论》中所写得：“向使三国各爱其地，齐人勿附於秦，刺客不行，良将犹在，则胜负之数，存亡之理，当与秦相较，或未易也。”
荆轲等战国游侠不是凡夫俗子，他们是具有政治价值观和抱负的理想主义者，他们超越物欲，将个人价值的实现放在国家民族、自由正义等形而上的信念上。但作为理想主义者，要想在社会上建立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功业，必须要具有勇气和智慧。所谓勇气就是那种明知行动会招致自身的伤亡，也要以微弱的自身与强大的对方挑战的只知正邪、不计损益的高于常人的气概。政治事业是对大道高义的奋争，是拯济天下的伟业，它需要那种“虽千万人，我往也”的执著和勇气，需要那种舍身取义、杀身成仁、论万世不论一生，论顺逆不论成败的节义。真正的政治家是无所畏惧的理想主义者，他不是政客，他要为某种价值观而献身。没有这种勇气、节义，政治家就会成为投机分子，在事业关头权衡个人的利益得失，将一己之利置于政治事业之上。
社会上的竞争有时如同作战，只有勇者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斗争中的胆怯、退让、委琐，反而给对手以可乘之机，也使决策出现失误，使事业蒙受损失。只有勇气，才能激发起人们越挫越勇的斗志和破釜沉舟的决心。那种“知其不可而为之”“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血性和勇气，才能促使对手的最终败退。倘若英雄志士连向困难挑战的勇气都没有，那就看不出其与一般民众有何异同。勇者给人以精神上的依赖、依靠和信仰，使人们发觉跟着勇者，就无所谓恐惧和失败。勇者奋不顾身的气概和以身作则的先锋形象，使下属和同志焕发起了如火如荼的热情，使他们象勇者一样忠诚和勇敢。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应该以成败论英雄。事业失败了，对志士们的素质和技术方面的错误进行检讨反省是一回事，对他们的勇气、节义和高尚品质的肯定和尊重是另外一回事。
就社会上的众多事业如同作战和与对手较量而言，勇气是第一位的，但就事业一定要取胜这一功利目的而言，智慧显得异常重要。正如苏洵在《六国论》中指出的：燕太子丹之所以使荆轲刺秦王，是想阻止秦国攻燕，甚至想挟持秦王归还被占领土。但他采用的手段不仅没有达成他的目的，反而加速了燕国的灭亡，导致身死国灭。荆轲刺秦王在政治决策上显然是很幼稚的败笔。荆轲成就了自己的英雄主义形象，但却加速了燕国的灭亡，与最初的战略目的背道而驰。
政治家切勿好高骛远，心浮意躁。强行实现过高的目的是不可能的，所期望的局面不会由于政治行动马上来临，“心想事成”只是神话。政治家要审时度势，权衡得失，考证行动的现实可操作性。政治中的退让、等待、忍耐比勇猛的义无返顾有用的多。政治就是一门把握可能性的艺术，在一个阶段不能干的事就应该不干,周易中讲“灭蠖之屈，以求信(伸)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韬光隐晦、以退为进、必要的退却、坚韧的耐力方可行事。凭着血气之勇的刺秦，固然可以赢得千古英名和美学价值，但却既给行动者本人造成了劫难，又对事业进程毫无补益。
政治决策需要高度的智慧，它要考虑目的与手段的相互联系；考虑斗争方式是否最为妥贴，考虑成本、代价和负效。政治家不是仅有血气之勇的匹夫，他要运筹谋划，考虑事业的最终胜利。他始终将斗争目的与自己的每一行动联系起来，他要使事业减少谬误和挫折，以最小的成本换得最大的收益，最终使目的以最令人满意的速度和状态出现。最关键的，真正的政治家是那种实现了从理想主义的英雄到务实的政治家的转变的人物。所谓务实的政治家，是那种把目的的真正实现看得高于一切的政治家。他不看重道义上的清名、一时的成功和暂时的退却；他看重的是谋略、实力、效用和最终的胜利。
河北省易县城西荆轲山上，有荆轲衣冠冢。陕西咸阳有荆轲墓。
附：荆轲墓联：身入狼邦，壮志匹夫生死外；心存燕国，萧寒易水古今流。

“荆轲是一个反暴的英雄人物。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功绩是应该肯定的，但并不是说荆轲就是要维护割据的反面人物。秦国在统一的过程中对人民构成了伤害，人民赞成统一，但不一定赞成秦国这种残暴的统一方式，虽然秦不采取武装暴力的方式也不行，但荆轲的作为还是正义的，我们应该把荆轲刺秦和荆轲之死看成统一大业中人民必然要付出的代价。“

荆轲（？—公元前227年），姜姓，庆氏（古时“荆”音似“庆”）。战国末期卫国朝歌（今河南鹤壁淇县）人，战国时期著名刺客，也称庆卿、荆卿、庆轲，[1] 是春秋时期齐国大夫庆封的后代。喜好读书击剑，为人慷慨侠义。后游历到燕国，随之由田光推荐给太子丹。
秦国灭赵后，兵锋直指燕国南界，太子丹震惧，决定派荆轲入秦行刺秦王。荆轲献计太子丹，拟以秦国叛将樊於期之头及燕督亢地图进献秦王，相机行刺。太子丹不忍杀樊於期，荆轲只好私见樊於期，告以实情，樊於期为成全荆轲而自刎。
公元前227年，荆轲带燕督亢地图和樊於期首级，前往秦国刺杀秦王。临行前，燕太子丹、高渐离等许多人在易水边为荆轲送行，场面十分悲壮。“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是荆轲在告别时所吟唱的诗句。荆轲与秦舞阳入秦后，秦王在咸阳宫隆重召见了他，在交验樊於期头颅，献督亢（今河北涿县、易县、固安一带）之地图，图穷匕首见，荆轲刺秦王不中，被秦王拔剑击成重伤后为秦侍卫所杀。

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嬴。招集百夫良，岁暮得荆卿。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没，千载有馀情。” 陶渊明的这首《咏荆轲》可以说是代表了两千多年来对荆轲的正面评价.

尽管有人否定他的做法，但，肯定荆轲的人更多，第一个是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结尾说：“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左思的《咏荆轲》称颂他“虽无壮士节，与世亦殊伦”，“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陶潜说他“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近代龚自珍赞扬他“江湖侠骨”。评者大都认为，荆轲虽不懂得以一人之力难以挽狂澜于既倒的道理，也不懂得秦帝国的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他不畏强暴，不怕牺牲，在国家多事之秋挺身而出、不避艰险的精神和气概还是值得称道的。刘伯承将军挽叶挺诗“勒马黄河悲壮士，挥戈易水哭将军”，未尝不含褒荆轲之意。当年唐雎当廷怒斥秦王时曾经说：“夫专诸之刺王僚也，彗星袭月；聂政之刺韩傀也，白虹贯日；要离之刺庆忌也，仓鹰击于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怀怒未发，休祲降于天，与臣而将四矣。”（《战国策·魏策》）荆轲是春秋战国时代有名的四大刺客之一，但专诸、聂政、要离的行刺纯属“士为知己者死”，而荆轲则基本上不是为一己之私而是为“国家大事”。

荆轲身上体现的以弱小的个体反抗强暴的勇气和甘为高尚的政治价值观和理想主义献身的牺牲精神值得千古流芳。

机智勇敢，文武双全。